2020年9月13日下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22期）“可读的丝绸——罗马帕米拉的丝绸与罗马文学中的赛里斯形象”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芝加哥大学博士候选人何彦霄担任主讲嘉宾，山东大学客座教授李旻（UCLA）和文化遗产研究院陈雪香教授主持。讲座由物质文化与文本关系切入，进而讨论了考古学材料中的罗马帕米拉和帕米拉丝绸以及拉丁文学中的赛里斯形象。

物质文化与文本

古典考古学的人类学化

何彦霄首先介绍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他从Anthony Snodgrass学派的影响入手，首先介绍了古典学的人类学化历程。古典考古学与中国考古学一样，在其发轫期曾经极大地受到了古典文献学者的研究旨趣的影响，而Snodgrass的贡献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考古人类学方法使古典考古学成为了一门具有独立话语体系的学科，同时，他的学生也成为了北美古典考古学，古典历史学，甚至是希腊现代历史领域内的领军人物。可见Snodgrass所创建的框架的灵活性。

新历史主义与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古典学（classics/classical studies）

这样的灵动在古典学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古典学本身就是一门横跨历史学、文学、古典哲学与考古学的学问，而解读古典文学中艺术性与真实性的微妙关系及其与物质文化的互动时时刻刻要求学者在两种材料间游刃有余的切换。多本关于古希腊历史书写与古典考古学的跨学科著作不断印证着这一观点。例如，由Susan E. Alcock, John E. Cherry和Jas Elsner共同主编的Pausanias: Travel and Memory in Roman Greece一书反映出，如Pausanias一样的古希腊地理学家，他的作品既是可以与考古遗存相互印证的，记载了准确地理信息的地理志，同时也是反映了作者个人对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故土的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

这种物质与文字的微妙关系不仅在跨学科研究中受到重视，一种“物质”转向（materiality）也出现在古典文学研究内部：古希腊戏剧中的各色什物，不仅仅是各类角色的陪衬，同时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一动向是在古典文学领域内对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或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一种回应。所谓新历史主义是相对旧历史主义而来的，它虽然并不反对以历史解读文学作品，但是更加强调文学的主体性。

It [cultural poetics] encourages us to “read” texts as context, and history itself as text, both informed by multiple, competing symbolic strategies and symbolic economies. [Leslie Kurke: “The economy of Kudos.” In Carol Dougherty and Leslie Kurke (eds.): Cultural Poetics in Archaic Gree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1.]

换言之，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文学作品本身即具有她的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一面镜子；二者互为表里而非前景和背景的关系。将这种视角转回到文本与物质文化关系的探讨中，比如Richard Neer及Leslie Kurke在新著Pindar, Song, and Space: Towards a Lyric Archaeology中通过对古希腊在北非殖民地昔兰尼的进行考古学分析空间所反映出的贵族与王权意识形态斗争，这与希腊诗人Pindar为昔兰尼国王与贵族写的不同颂歌中的意涵如出一辙。可见，诗歌与物质文化并不存在谁先谁后关系，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体两面。对考古学家而言，诗歌等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意”的反映或许比其对“形”的描述更值得我们去深思。李旻的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中对于《左传》与《禹贡》的讨论也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表现了这一观念。正是在这些著作的理论基础与反思上，何彦霄的这项研究得以开展。

古代罗马对东方的地理知识

在这种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本次讲座讨论的具体问题是古代罗马对东方的地理知识以及这些认识的构建过程。通过对几本相关著作的回顾，尤其是Grant Parker的The Making of Roman India，何彦霄指出，罗马对东方的认识不仅是一种客观知识，同时也是一种罗马人对遥远的东方的地理想象。可惜的是，许多这类学术著作缺乏对考古材料的观察，从而失去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因此，何彦霄将对丝绸的考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帕米拉的丝绸实物，即作为物质实践的丝绸（reading context as text），二是罗马文学中的丝绸与丝绸生产民族的形象，即作为文学想象的丝绸（reading text as context）。在这里，何彦霄将文献中“赛里斯（Seres）”一词理解为生产丝绸的民族和地区。他认为，罗马人的这个概念可能包含中国，但是并不能将其确切地译为“中国”。

罗马帕米拉与帕米拉丝绸

作为一种奢侈品的丝绸

丝绸进入罗马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贸易网络，其中，游牧民族发挥了重要作用。William Honeychurch提出，匈奴人作为贸易的第一站，将穿戴丝绸作为身份标志的做法使丝绸拥有了远高于其使用价值的奢侈品价值，罗马贵族将丝绸当做奢侈品的观念也应该是以此为源头。

罗马时期的帕米拉：两大帝国之间的帕米拉

罗马时期的帕米拉是位于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东部的一个城市。帕米拉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其主要语言作为阿拉美语一种方言的阿拉美语，并且在碑文中又常见阿拉美语与希腊文的共存，暗示了帕米拉在帝国认同之外独特的族群认同与渐进的希腊化过程。

希腊化时期，帕米拉仅仅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但是在罗马统治下，该城市迅速扩张，希腊语碑文与罗马风格建筑如雨后春笋般竖立，并在城市西部发展出一片巨大的贵族墓葬区。从墓葬和道路布局来看，当从地中海上来的商队与旅行者沿着自西向东的道路进入城市，他们首先见到的便是这些帕米拉贵族的遗产。帕米拉城市这样的快速发展与印度洋贸易紧密相关。参与印度洋贸易的罗马帝国及其在非洲和西亚的行省以及帕提亚波斯帝国分别掌控者不同的贸易线路。前者控制着从印度洋经红海进入地中海的线路，后者则把握了从印度洋经波斯湾再从陆路到达地中海沿岸港口的路线。帕米拉正位于这两条线路的中间，占据着得天独厚的贸易优势。这正印证了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对帕米拉的描述，她是一块位于两个帝国之间的土地，你无法说明他是罗马还是帕提亚的一部分。

考古材料中的丝绸：帕米拉丝绸的发现

在介绍了帕米拉古城的相关历史之后，何彦霄展示了丝绸的发现和出土情况并着重讨论了出土于Kitot（公元40年）的墓葬中的丝绸残片。他援引了罗泰的观点，认为该墓葬出土的丝绸残片上或可辨认出“念…寿…子…孙”的字样，并且其样式应与东汉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相似，使用了提花的工艺。何彦霄认为，丝绸上的“念…寿…子…孙”文字或可从两种角度理解。一种可能是，它表达了商人希望子孙能够继承自己财富的希冀。这种说法似乎可以从一块来自今阿富汗南部的希腊语石碑中找到线索。石碑在文末刻有“My sons and grandsons would own my house”，体现了一种子孙永保的期待。对于“念…寿…子…孙”文字的第二种理解则可以将其看做一种具有装饰意义的纹饰图样。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帕米拉人可以真正读懂这些汉字的意义，其实，他们也没有必要读懂这些文字，毕竟文字只是传递信息的众多载体之一，而口耳相传则可能是更常见的形式。而丝绸的意义和寄予在丝绸之上的美好希冀应该也是通过口头传达的，无论是刻在石碑上的希腊文还是织就于丝绸的汉字，都是一种纪念碑性质的存在，并非真的要人们看懂上面写了些什么。

文学中赛里斯的形象

在梳理了考古材料中的丝绸之后，何彦霄对几段提到赛里斯民族和丝绸的文字进行了深入解读。

· 维吉尔在《农事诗》中表达，意大利的伟大并不在于有能力生产所有商品，而在于有能力将所有商品汇集到意大利供罗马贵族享用。其中，来自印度的乌木，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木材，以及赛里斯人从树上摘下来的丝绸都是汇集到意大利的重要商品。诚然，罗马人对丝绸生产的描述—从树上采摘—是错误的，但是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罗马人对赛里斯民族充满了好奇。维吉尔对于印度等地的描述仅仅局限于其特产，而对赛里斯的描述则涉及了丝绸生产的过程。这种对前者的好奇心显然来自于他们对后者的向往。同时，维吉尔构建出一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世界观，而他提到的埃塞俄比亚与印度曾是希腊人地理知识的极限，《农事诗》对于赛里斯的想象说明罗马人将世界的边际进一步扩展到了比印度更远的东方。

· 如果说维吉尔表现得是罗马在经济上的傲慢，那么贺拉斯的诗则表现出罗马在军事上的野心。贺拉斯（公元前65-8年）在《颂歌》（创作于公元前26-23年）中写道，居住在东方的赛里斯人和印度人将会被被奥古斯都所统治。然而事实上，公元前53年，在由克拉苏领导的卡尔莱战役中，罗马人大败于帕提亚军队。这是罗马帝国在东方经历的第一场重大失利。这场战役发生在《颂歌》写作之前，现实中罗马人在东方的失败与诗歌中对胜利的想象构成了一种颇具深意的张力。

· 贺拉斯在《颂歌》中不仅表现了野心，还有暗含着对来自东方的威胁的隐忧。他曾提到一个用来盛水的被俘虏的赛里斯男孩，并且贺拉斯还指出，尽管他现在拿的是盛水的勺子，但他曾经拿的却是赛里斯的弓与箭。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帕提亚人因他们的骑术与反身射箭的箭术而闻名。这里的赛里斯或许指的并非汉朝人而是擅长骑射的匈奴人。这一关于赛里斯男孩拿箭的问询或许与罗马人失利于东方的心理戒备有关。同时，这也有可能与罗马内部发生的奴隶起义有关。公元前2世纪，西西里发生了两场大型奴隶起义，而公元前1世纪则爆发了著名的斯巴达奴隶起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奴隶很多都来自东方。尽管他们的法律地位低于罗马公民，但是其技艺与知识却足以为罗马贵族之师，曾经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如今成为倒水的奴隶，这种身边的隐患无形中进入到了贺拉斯的诗歌中。

· 斯特拉波（公元前64-21年）在《地理志》中记叙希腊人曾通过中亚大夏进入印度并且征服了印度的与多地方。他同时还提到希腊人也曾经征服了赛里斯。何彦霄认为，如果根据此处的文字和汉书中的一些只言片语认为希腊化大夏曾与中国有过直接交流似乎比较勉强，而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斯特拉波将奥古斯都文学中罗马人征服赛里斯的想象套用在了之前的希腊化时代，这更加符合斯特拉波这样一位生活在黑海南部并抱有强烈的希腊中心主义的希腊人的心理。

以上是关于赛里斯作为地名和族群名在文献中的情况，何彦霄随后分析了更多关于丝绸本身的文字。

· 在哀歌中，诗人普罗佩提乌斯（公元前50/45-15年）对想象中的爱人辛提亚倾诉思念之苦，并说即便得到丝绸也无法消除这种痛苦。虽然诗人并没有直接说明丝绸的珍贵，但是这里的语境暗含着这样的意味：如果不能见到爱人即使得到丝绸（这样的无价之宝）也是索然无味的。

· 与前三卷内对辛提亚狂热的思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罗佩提乌斯在第四卷内对这位女性的态度转向消极。他对新提亚驾驶两轮马车在罗马的阿庇亚大道上疾驰的行为嗤之以鼻，这反映了罗马贵族男性因为女性（相对于希腊民主政治下的女性）地位较高并打破了男性对驾车及其他社会活动的专属之权而产生的性别焦虑。不仅是对驾车的辛提亚，普罗普罗普提乌斯提乌斯同样对坐在车内丝绸座椅上的男性表达了不满。丝绸暗含着一种与女性的关联，而男子坐在丝绸座椅上，则不仅是奢侈浪费的也是不符合男性的身份设定的。在这个场景中性别的构建是颠倒的，女性坐在男性的位置上而男性则使用着女性的物品，作为奢侈品的丝绸也因此带有了一丝否定的意味。

· 对丝绸这种奢侈品的反思第一次进入官方化体系见于公元16年的一场元老院辩论。根据塔西佗的记述，两位执政官在元老院提出贵族装食物的盘子不能是金子的，而且男性贵族也不应穿着有损男子气概的丝绸。虽然这可能并不是元老院辩论的原话而是塔西佗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至少在公元16年人们已经开始对以使用丝绸为代表的道德腐化的反思。

· 普林尼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对使用丝绸的反思。一般进口到罗马的丝绸都要经过繁琐的重新加工才能成为罗马贵族喜爱的样式。普林尼对种种工序有着详细记述，并且描写了罗马贵妇穿着半透明的丝绸在广场上炫耀的样子。他对这种耗费巨资贪图享乐的做法十分不满。在这种对丝绸的抱怨之下，普林尼展开了对赛里斯人的描写。他认为赛里斯人是沉默的贸易者，卖方将货物摆在地上，买方则拿走自己的货物并把钱留下，整个过程十分原始。这种无声的形象实际上反映了以普林尼为代表的罗马人对远方的赛里斯人并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只能以这种消音的方式描写这个他们并不熟悉的人群。对于普林尼而言，他通过这种方式想要表达的是丝绸在其源头并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随意任人挑拣的普通货物，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解构丝绸作为奢侈品的起源。

通过普林尼对赛里斯的描述（或者说是想象），何彦霄认为尽管罗马人的地理知识高度继承自希腊，但是对赛里斯知识似乎很大程度上是罗马人根据已有的希腊地理知识的进行的原创和发展，而这种地理知识的拓展与丝绸成为奢侈品的过程相辅相成，二者共同构筑了罗马对东方的地理认知和对遥远民族的种种想象。

（文/王子婵 图/何彦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