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7日下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24期）之“先秦历史的地理：空间与交通”顺利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徐义华研究员担任本次主讲嘉宾，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代国玺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
讲座中，徐义华老师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地理知识等深入探讨了先秦地理区域、交通道路和古代诸多历史事件、古代文明演化的关系。徐老师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必须要考虑到空间背景和时间背景，所谓空间背景（地理）包括方位、山川、气候、物种、交通、产业等因素，时间背景（时段）主要指社会属性的演变和历史分期，因此，空间背景在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
徐老师首先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谈起，他认为世界文明起源的三大区域包括环地中海地区、南亚次大陆和东亚地区。各区域的文明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思辨哲学和一神教，南亚次大陆文明的多神教和关注个人解脱，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的文明完全是一个伦理世俗型社会、以政治和道德为突出特点。此外，进入国家时代以后，还可以将旧大陆划分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部分。游牧文明主要分布于草原、高原、绿洲、森林等地理单元中，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资源较为单一；农耕文明主要分布于平原等地理单元中，游牧文明有着明显的战争倾向、贸易依赖、社会结构松散、强者为王等内部特点。而三大文明区域之间的沟通方式，徐老师认为北方草原通道是东亚地区与环地中海文明和南亚次大陆早期交流的重要通道，农作物、冶金技术等均是通过这条通道传播到东亚的，稍晚则河西走廊发挥重要作用，海洋的沟通在历史时期发挥作用还要等到“大航海”之后了。
目光转移到中国境内，徐老师认为先秦地理大致可以分为长城以北的游牧区、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和青藏高原区三个部分，假如再细分，还可以将农耕区划分为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粟作文明区、淮河以南五岭以北的稻作文明区以及相对独立的四川盆地与岭南区。纵向来观察，根据文献记载，夏时期，中心区域就是晋南、豫西、黄河冲积扇的上游的中原地区；商周时期，中心区域是陇山以东、桐柏山和大别山以北、燕山以南、东至大海；而到秦统一之前，中心区域已经扩大到了燕山以南、五岭以北。
徐老师认为在先秦史中，早期粟作与稻作的交汇与中原政治中心的变迁关系密切，农耕文明整合过程一定程度上是粟作、稻作两大文明区的整合过程。首先是粟作区内部的整合，反映在文献中，即是炎黄之战，随后是粟作区对稻作区的整合，黄帝、蚩尤之战包含有粟作部族与稻作部族冲突的因素；随着稻作区逐渐南移，北方粟作区内部开始重新整合，因水利资源而进行的竞争是整合的重要方式，从颛顼到禹对共工之族的战争即是其表现。此后，粟作部族对稻作部族的战争保持了很长时间，如征三苗的历史。粟作区内部的整合主要表现为东西关系，在考古文化上即反映在中原和东夷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如陶寺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商文化与岳石文化，具体可以参考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粟作区与稻作区的文化抗衡更多表现为南北冲突，著名事件有武丁伐荆楚、周昭王南征、吴越楚北上争霸等。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变迁，中国古代存在着东西与南北之争，唐尧——秦时期以东西之争为主，汉——明清以南北之争为主。徐老师认为秦统一之后，南北之争不再主要是粟作区和稻作区之争，而主要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对峙。南北之争起源于战国，草原民族出现国家雏形，对南方农耕民族形成压力，但在秦汉时期以经济之争为主，三国末期才开始了政治之争。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主要是北方游牧族群具有军事优势，能够与具有人口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南方形成对峙。四世纪马蹬出现，骑兵的战斗力极大强化，发展为冲锋骑兵，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实力逐步超越南方农耕文明，使得南北对峙更为剧烈。
在“产业文明视角下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分期”部分，徐老师指出，五帝——秦是农耕文明的整合期，主要指粟作文明对稻作文明的整合；西汉——西晋是农耕文明的主导期，农耕文明部族压制游牧文明部族；东晋——南宋是游牧文明的整合期，游牧文明通过武力征服对农耕文明进行整合；元——清是游牧文明的主导期，游牧文明入主中原。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完成了工商文明对社会的整合，这个阶段恰恰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文明缺少的，直到近代才开始经历这个阶段。
徐老师总结了先秦时期主要地理区域的特点：山峦分割、河流阻隔或串联的平原盆地。先秦史中值得关注的地理文化单元应当包括：华北平原、山东半岛、关中盆地、晋东南盆地群、汉水盆地群、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其中部分地理单元可以称之为形胜之地，例如洛阳盆地，最早的天下之中；关中平原，拥有八百里秦川的四塞之地，易守难攻，农业条件好；四川盆地，是地形险要的天府之国；宁沪杭平原，背山环江的封闭地形，同时是鱼米之乡；北京，北依燕山，有险可守，又拥有多条通过往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交通要道，可以兼控游牧区和农耕区。
地理环境因素中，山具有阻隔作用，而河兼具阻隔和联通的作用。不同地理单元以山川分割，但是河流又沟通不同地理单元。不同地理单元重要的联通方式就是陆路交通。在先秦史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这几条道路：河西走廊、晋中干道、苏鲁道、南阳通道、巴蜀道、崤函道、武关道、峡江通道等，每一个通道都连接着不同的自然和文化单元，是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如太行八陘，沟通了二三级阶梯，连接到晋中干道，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历史围绕着这些通道发生，崤函道上也发生了崤之战、老子西出函谷关等重大事件。苏鲁道上河湖较多，且运河体系抵消了陆路交通意义，它在历史上的防御要点是依托河流进行防御。南阳道是关中、华北与长江中游沟通的通道。秦岭道是沟通关中与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的道路，翻越秦岭相当困难，魏灭蜀走的就是秦岭道。峡江通道沟通四川和长江中游，如秦灭楚走的就是峡江道。
梳理完陆路通道之后，徐老师提醒听众思考，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大多是西方的政权统一东方、北方的政权统一南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形因素，一是北方的道路和关隘体系比较完备，易守难攻，二是北方平原盆地较多，人口、财富占有优势。而南方发达的水系网络无法形成完备的防御体系，一是江防太长，二是无战略纵深，三是运河连通，水上交通发达。但是这也引出了一个“河流悖论”，很多时候河流两岸起到隔绝作用，如划江而治、划淮河为界，但是河流又有着上下游沟通作用。此外，河流还具有流域向心性，使得汇聚处形成地域中心和交通中心、资源交汇地，如重庆。
区域地理与水路交通也关系密切。先秦时期中国存在大量运河，如鸿沟、邗沟、荷水、胥河等，表明在先秦时期，黄河、济水、长江、淮河，已经通过运河沟通了起来，形成了水路网络。到了秦代，灵渠的开凿使得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沟通。因此在古代中国，运河把全国很多地理单元连通到了一起，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进一步强化了运河的作用。但是近代以来，海运和铁路的兴起，导致了运河的衰落，随之引起了沿运河城市的衰落和社会的变迁。
徐老师最后总结到，早期国家的地理形势、道路体系、兵种变化与国家控制方式密切相关。随着交通和道路的发展，从西周到战国时期，城防逐渐向关防、边防演变，城邑国家逐渐演化为疆域国家。
时代越早，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单元越相符合，如禹贡对九州的划分，人文地理很大程度上与自然地理相重合。到了后世，行政区划逐渐打破了自然地理界限，如汉中盆地在自然地理上与四川盆地联系更密切，但在行政区划上属于陕西，这是国家有意识地把自然地理单元分割开来，目的在于防范地方割据的出现。
讲座开始前，代国玺教授向听众介绍了徐老师在先秦史、尤其是殷商史研究领域的成就，对徐老师此次讲座表示热烈欢迎。讲座最后，徐老师对参会师生提出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关系”、“城邑国家与疆域国家的区别”、“先秦时期的文化传播与古道的关系”、“明代的特殊性”等问题一一耐心解答，并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热烈而友好的讨论。随后，代国玺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并代表听讲师生对徐老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本次讲座采用腾讯会议在线形式，吸引了山东大学历史、考古专业师生和校内外同仁参加，取得了较好的文化传播效果。（文/孔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