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国际期刊Antiquity在线发表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靳桂云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The Beixin Culture: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or a population dispersal of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cultivators in northern China”（北辛文化：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狩猎-采集-栽培人群扩散的植物考古证据）。靳桂云教授是本文的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

新石器时代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的传播和扩散模式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伦福儒（Colin Renfrew）和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等学者的“农业/人群共传播”假设是目前最著名的新石器文化传播阐释模型。该假设认为在全新世早中期，有赖于驯化的动植物资源，人类在广阔的范围内迁徙成为可能；农业人群的流动带来新石器物质文化的传播，而且促进了主要语系在世界各地的分布。这一假设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古DNA研究成果的支持。然而东亚、西亚等地区的考古证据表明在农业产生之前即已存在新石器物质文化，这对“农业/人群共传播”假设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靳桂云教授研究团队依据滕州官桥村南遗址的植物考古结果，考察了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在中国北方海岱地区出现和传播背后的经济基础，从而检验“农业/人群共传播”假说在东亚地区的适用性。

囿于直接证据的缺乏和相关研究样品量的局限，此前学术界有关北辛文化生业经济的认识比较模糊。官桥村南遗址系统的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研究在相关方面取得了突破。

首先，对炭化种子进行放射性测年的结果显示，官桥村南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4000年；与种子同出的陶器类型学分析属于北辛文化早期偏晚到中期偏早阶段。如此便可大致推测北辛文化开始的年代在公元前4800/4500年左右。这是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年代学的一个重要成果。

其次，植物遗存组合显示采集野生植物和栽培谷物是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重要手段。研究共发现了4530个炭化植物遗存个体，其中包括4488粒种子和水果以及32个坚果壳碎片，分属于26个植物种属。其中炭化种子包括粟、黍、稻三种谷物和几种野草。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的分析显示，3种农作物在植物遗存组合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9种水果和坚果，坚果包括橡子和榛子，水果包括野葡萄和野酸枣等，水生植物包括芡实、菱角等；数据还显示可能存在储藏坚果的行为。考虑到不同种类植物种子千粒重和所含热量的差异，研究团队进一步定量分析了不同植物资源在先民生业经济中的地位，并指出官桥村南先民采用了种植和野生植物采集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方式。对比官桥村南与同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陕西西安鱼化寨和河南登封袁桥遗址的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官桥村南先民更多地食用了野生植物资源，而后两者更加依赖粟黍农业。为证明这一认识，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官桥村南粟、黍和水稻三种农作物的比例，发现旱作农业中，黍较之于粟具有明显优势，并认为黍这一优势归因于其耐旱、早熟、保收、减险的特点，而黍的这种主导地位也反过来指示了官桥村南狩猎采集为主、栽培为辅的经济体系。

根据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文章认为，公元前4800/4500左右出现在薛河流域的北辛文化，与大约公元前5000年前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一定渊源，并且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向东、北扩散到泰沂山的东部和北部，以狩猎-采集-栽培为特征的北辛文化，奠定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传统。这一研究结果挑战了“农业/人群共传播”假说的前提，即新石器文化的早期和中期的传播源于依赖农耕经济的人口流动。虽然目前仅限于官桥村南的证据，但这一案例仍质疑了贝尔伍德等人的“农业/人群共传播”假说。

最后，研究团队基于民族志材料和旧石器时代古DNA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马赛克式生业策略支持下的人群扩散模式，同时指出这一模式有待更多动植物遗存的分析以及对海岱地区和东亚更广泛地区的人类和动物骨骼材料的古DNA分析。

官桥村南遗址植物考古工作，是山东大学与滕州汉画像石馆合作完成的。汉画像石馆在发掘官桥汉代墓地的过程中，发现了挂在墓壁上的填满红烧土和灰烬的灰坑，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孙波研究员注意到灰坑中有北辛文化时期的陶片，建议靳桂云教授开展植物考古研究。汉画像石馆李慧馆长和杨爱国先生参与了发掘工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陈松涛、范宪军完成了灰坑的发掘、采样和浮选工作。所有浮选土样均来自灰坑填土的分层采样。这些土样中也初步鉴定出丰富的稻、粟和黍的稃壳植硅体，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该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和动物考古报告已经另文发表，猪骨和鹿骨同位素食谱分析也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有望根据上述材料，对官桥村南遗址北辛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做比较全面的研究。

论文的写作是山东大学团队与英国雷丁大学Steven Mithen教授合作完成的。Antiquity为英文考古类专业期刊，1927年由英国考古学家O. G. S. Crawford创刊，该刊致力于发表世界范围内的前沿考古研究，在考古学界有较大影响。（文/陈松涛）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5184/aqy.202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