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国际期刊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刊发了我院靳桂云教授作为共同作者的研究成果“Understanding crop processing and its social meaning in the Xinzhai period (1850–1750 cal BCE): a case study on the Xinzhai site, China”（以新砦遗址为例理解新砦时期（1850-1750BC）的农作物加工及其社会意义）。文章第一作者为德国基尔大学博士生安静平，我院2017届硕士毕业生。

众所周知，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1750-1550 BC）出现了第一个城市中心。而城市化作为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产生可追溯到更早的新砦时期（1850-1750 BC）。因此，了解新砦时期的社会组织类型，对于理解中国早期城市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们对于新砦时期的几个遗址（新砦、花地嘴、东赵、郑州商城）的植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发现上，鲜少考虑有关作物加工及其相关社会方面的问题，因此，对当时的劳动力和社会组织知之甚少。基于此，作者选择新砦遗址2016和2018年的发掘区（图1）作为研究区域，采集了220个浮选植物大遗存样品和59个植硅体样品，综合分析以揭示新砦时期的农作物加工模式以及其社会意义。

图1a.中原地区新砦时期遗址分布区（改编自庞小霞和高江涛，2008，图1）；b.发掘区（赵春青等，2009，图1）

研究方法上引用民族志调查的农作物加工方法，分析植物大遗存和植硅体的数据，将其对应到不同的加工步骤之中。收获是作物加工的第一步，而收获方式的不同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续加工阶段植物的组成。完成收获在进入食用环节之前，茎、叶、谷壳以及各类杂草须通过各种加工步骤去除，在不同的加工阶段，作物、杂草和谷壳的比例发生变化。以这些比例为证据，可将其与作物不同的加工阶段相对应。研究结果显示：

• 粟和黍的加工。新砦遗址未成熟、未脱壳谷物与成熟、脱壳谷物的比值大多<1 ，说明大部分遗址样品以成熟籽粒为主，可能是扬场的产物 （图2a）；四类(sfh、bfh、sfl、shh)田间杂草中，重的杂草种子（sfh、bfh、shh）占总数的99.6%（图2b）。由于它们更易于保留到后期加工阶段，有些甚至需要在最后一步通过手工分拣去除，因此它们指示了粟黍加工的后期步骤；同时，对来自植物不同部位的植硅体类型的比例分析显示，大多数样品含有来自粟黍和相应农田杂草稃壳的植硅体，而产生于茎、叶的较少（图2c），也说明处于加工的后期阶段（早期阶段去除较大的非作物成分，如茎叶；后期加工阶段分离较小的部分，如稃壳）。综合遗址中粟黍农田杂草中低、中高度的杂草比值较高的结果，作者认为新砦遗址中粟黍以较低高度切割茎秆的方式收割，在开放区域完成脱粒以后以小穗形式储存。同时，作者还指出，遗址内少量样品包含大量粟黍扬场副产物，很有可能是扬场副产物被带回聚落用作动物饲料的结果。

  

图2 a.散点图显示粟和黍与杂草的比例，以及未成熟、未去壳的粟黍与成熟去壳的粟黍的比例（左上方，黄色点是初步扬场的副产物，比例>1；蓝色点是初步扬场的产物，比例<1 ）；b.不同类别的谷物田间杂草的比例（SFH，小型、易自由脱粒、重；SFL小型、易自由脱粒、轻；SHH小型、不易脱粒、重；BFL大型、易自由脱粒、轻）（Reddy 1994）；c.与粟黍加工有关的植硅体形态的相对比例三角图

• 水稻的加工。大多数样品中杂草、未成熟的稻粒和带壳水稻的比例很高表明出早期加工的特征（图3a）；小粒型杂草种子和不成熟稻粒在样品中的混合也说明水稻在被带回聚落之前未经历早期的加工阶段 （图3b）；同时，植硅体中也存在大量来自水稻和伴生杂草茎叶的形态类型。结合遗址中高、中、低高度的稻田伴生杂草的比值关系，作者认为新砦居民很有可能用镰刀在较低高度或整株收割水稻并带回遗址储存，然后在聚落中进一步加工。此外，因水稻加工副产物对反刍动物而言，口感不佳且营养含量低，更有遗址内动物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不支持大量C4类植物的摄入，因此作者推测稻副产物被用作动物饲料的可能性相当低，它们在聚落的沉积应为日常食物加工的结果。

图3 a.散点图显示了水稻与杂草的比例，去壳、成熟的水稻与稻糠、未成熟水稻的比例；b.水稻和相关杂草的尺寸；c.与稻米加工有关的植硅体形态的相对比例三角图

• 大豆的加工。由于缺乏与加工相关的大豆残留物的出土（豆荚、豆秆等），对大豆加工的理解受到限制。但由于大豆种子的尺寸范围很广（图4），兼有大、小豆粒，作者认为遗址内的大豆是通过连根拔起或在其根部收割的方式加以收割，并在过粗筛之前将其进行储存。

图4基于测量数据的大豆散点图

• 劳力调动与社会组织。脱壳作物的早期加工阶段，如脱粒和扬场，通常需要重复多次，以完全去除作物副产物，这些步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时间投入；后期加工阶段，如脱壳和手工分拣，非常耗时，但这些可以在农闲期间完成。新砦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显示，农作物都以半加工的形式在遗址内储存。这说明遗址在收获期，只需要投入较少的劳动力，但更多的劳动力则需要在完成储存后，进行最终消费环节前投入到日常加工中，而这一活动则更可能由更小的家庭单位（例如家户）完成（图5）。这说明，在新砦遗址，社会资源的分配更趋向于个体，而不是集体。资源分配在家户间的不平衡性已经存在。这一结论似乎与同期的东赵遗址有较大差别。就水稻的储存方式而言，东赵遗址的水稻则是在完成大部分加工步骤以后以稻谷的形式进行储藏。这一差别不仅反映了新砦时期，遗址间作物储藏方式的不同，还可能进一步反映了劳动力分配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差别，具体而言，东赵遗址的作物加工更有可能是在公共集体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劳动力分配和社会组织模式在不同聚落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化在龙山时期的遗址中就早已被很多其他学者观察到，并且如本文研究表明，很可能延续到新砦时期。因此，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图5新砦遗址主要农作物加工过程和不同储存类型；a去壳农作物粟、黍和水稻的加工阶段；b自由脱粒的大豆的加工阶段；根据Hastorf（2016，图4.3）、Harvey和Fuller（2005，图3、5）。

该研究是新砦时期第一个将农业活动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的个案研究，通过对新砦遗址植物大遗存和植硅体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将植物的宏观和微观证据结合起来研究古代农作物加工方法的可行性，也为我们探索新砦时期劳动力分配和社会组织模式提供了思路。（文/安静平 李亚萍）

原文见：https://doi.org/10.1007/s00334-021-00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