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尹凯副教授在国际期刊Museum International上发表题为“Openness and Fluidity of Place: A PracticalDilemma for Ecomuseums in China”的学术文章。尹凯为第一作者，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人类学与博物馆研究副教授、瓦莱尼·L·史密斯人类学博物馆馆长William Nitzky为第二作者。这是尹凯近期发表的第二篇英文文章，今年上半年，尹凯作为通讯作者与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王思怡合作在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Policy & Practice（AHCI一区）期刊发表题为“Living Wisdom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The Case of Hu Brush”的学术文章。

为了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人们对“地方独特性”和“地方感”的概念越来越感兴趣。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繁荣威胁到了地方身份，地方特色成为了政府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时候，Peter Davis在开创性著作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中提出，作为文化工具和遗产项目的生态博物馆可以制造地方感。Rene Rivard在比较传统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时提出，生态博物馆是由一系列元素构成：地域+遗产+记忆+人口。然而，在展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时，Rivard和Davis都将这些元素放在一个地域边界内部，为生态博物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和实际应用。为了实用的便利性，他们最初的生态博物馆概念提供了一种基于边界和规模的生态博物馆项目理念。这与之后诸多学者对地方的概念和现实仍然处于一种开放和流动性状态的认识有所不同。当生态博物馆的项目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地理边界之内时，这意味着生态博物馆忽略了当地人口的现实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生态博物馆还能表征地方独特性、制造地方感吗？

为此，作者们以山西省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的白杨坡村和浙江省松阳生态博物馆群的酉田村为案例，结合自身的项目实践和田野调查详细考察了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困境。

白杨坡的社会结构并非如村支书所描述的那么封闭与完整。从村落沿革的官方记载来看，白杨坡在行政归属上始终处于变动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白杨坡与东庄、王家庄之间“打交道”是极为频繁的。通过这些田野调查材料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文化体系、市场体系还是社会体系上，白杨坡并非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村落共同体。虽然之前生态博物馆所涉及的大部分村落都或多或少的与周边村落，乃至更大的文化网络之间存在关系，但是没有哪一个能够像白杨坡如此依赖于周边村落。换句话说，白杨坡的“自我”实际上处于更大的地理范畴内，其文化结构是在更广袤的区域内完成自我组织与实现的。酉田村虽然在地理边界上相对封闭，但是其流动性更强。

酉田村大量的人口流动和生计方式的逐渐变化彻底改变了村落的景观。生计方式在时间上的变迁与流动带来了局外人对于村落地方价值认同的错觉。我们可能暂时无法回答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对等关系产生的原因，在实际的生活世界中，生计方式上的流动被一种生活上的固化形态所掩盖。除了生计方式的内在流变带来的关于地方感错觉外，生计方式的转变还将村落与外界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些基于物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的产业链条同样影响了关于地方的自我感知，甚至再生产了酉田的地方景观与地方精神。产业的空间流动再一次加深了地方感的复杂性，品牌的文化资本或者收入的经济资本会以某种反作用的效力作用于村落，带来一种衍生于别处的另类地方感。

上述两个案例对中国生态博物馆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白杨坡与周边村庄有着密切的历史和当代关系，地方感被视为开放。酉田是一个具有变革性的村庄，那里的地方被理解为流动的，而且其地方感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人口、资本、技术和生计的流动性来实现。对地方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的认可和拥抱与其说是一个挑战，不如说是生态博物馆项目的一个机会。一个开放的地方视角而非预先设定目标可以发现一个无形的社会、生态、区域内部和情感意义的网络。一个生态博物馆的地方独特性不仅可以从可见的景观中看到，而且还可以从对当地人口具有更深层次意义的复杂关系中看到。正是这些意义上生成了文化骄傲感和地方认同感。

作为国际博物馆协会旗下的同行评议期刊，Museum International是AHCI一区收录的博物馆学和遗产保护方向的顶级期刊。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80/13500775.2022.2157556

【作者：尹凯 责任编辑：孙士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