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冶金考古团队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作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SSCI一区）上发表题为“Techn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ern Han dynasty revealed by bronze mirrors from Zonglvcheng cemetery, Linzi, China（临淄棕榈城墓地出土铜镜的科技分析反映的西汉技术史和经济史信息）”的研究成果。论文第一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高军，通讯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王全玉，共同作者包括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董文斌，中国人民大学师资博后吴晓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黄方，博士生王翔。

作为当时东亚地区跨国热销的商品，西汉帝国的铜镜在境内外均超脱了其本身的实用属性，成为“以镜喻人”的汉文化载体，吸引了世界范围内不同领域研究者持续的关注和讨论。汉镜在俄罗斯、中亚、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区的普遍发现，使得研究者执着追问汉镜的产地、是何种技术造就了汉镜的流行以及何种政策和组织形式支撑了汉镜的生产，并产生了诸多争论。

临淄齐故城是西汉时期最重要的铜镜生产中心之一，论文对齐故城附近的棕榈城墓地出土的41件汉代铜镜进行了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发现其中有一面纯铅铜镜和一面高放射性成因铅铜镜。

成分分析表明，棕榈城墓地铜镜的合金类型均为铜锡铅三元合金，结合其他地方发现的铜镜的成分数据，可知西汉铜镜的铜锡铅比例总体保持为14:5:1，说明制镜匠人已较为充分地掌握了锡、铅的加入对制镜的影响，使铜镜具有适宜的铸造和加工机械性能。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铜器（如容器），铜镜生产的技术管控体现出更强的专业性（图1）。

图1西汉不同时期铜镜和容器的铜锡铅配比

铅同位素比值分析表明，西汉铜镜的铅料来源在早中晚期存在一定的变化，但总体而言铜镜的铅料来源可能并非来自于山东本地，而是来自于毗邻西汉首都的小秦岭地区，体现了西汉早期开始汉王朝对铅料的强力管控（图2）。棕榈城墓地的铜镜基本可以确定是在临淄齐故城城内的石佛堂和城圈地等冶炼遗址制作的，但其铅料却是以运输成本更高的铅矿石的形式由山东境外输入的。此推论虽令人困惑，但从总体运输成本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解释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图2 棕榈城铜镜与山东本地铅矿石比较图

西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以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为核心）曾经历过“放任—干预—放任”的变化，西汉不同时期的铜镜乃至铜器的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离散—集中—离散”的历时性变化正是反映了此种政策，这暗示着用于铜器制作的铜锡铅矿料调配可能也深受了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的影响。

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是，不同墓向的墓葬出土铜镜的铅料来源不同，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新的封建国家的建立，新移民进入了不同的文化社区，这些新移民可能在墓葬朝向和产品类型方面有着不同于土著人口的文化偏好。这一研究思路表明，铅同位素比值的用途远不止确定矿石来源这么简单，而是可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研究联系起来，有助于解释相关考古研究问题。

此外，研究还采用了特征参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以避免铅同位素比值的重叠效应。研究表明，虽然某些铜镜的铅来源很可能是山东本地，但其他铜镜的铅可能来自更遥远的小秦岭矿区——靠近首都长安，方便汉帝国的直接控制。这种在铅同位素研究中减轻重叠效应以便更好地确定矿料来源的方法，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在铅同位素示踪方面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2520-024-01977-8

【作者：高军 审核：王全玉 编辑：孙士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