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国际期刊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上在线发表了题为“TheEvolution ofOrganisationalStructures inChineseMuseums:ForeignConcepts andLocalPractices”的学术文章。文章第一作者为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汪彬，通讯作者为尹凯教授。

研究指出，早期西方博物馆往往按照藏品类别设置部门。20世纪下半期，随着博物馆的专业化和对公众重视程度的提升，组织机构出现了从基于藏品到基于职能的转变。作为西方的舶来品，中国博物馆在1949年之前通常遵循西方既有模式进行组织管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对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回应，中国博物馆的组织机构也在经历持续转变。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访谈方法，对当代中国博物馆组织机构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中国博物馆组织机构的设置一直在学习外国理念和适应本土实践之间的互动中前行。20世纪5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习苏联实行三部制。这种学习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加给博物馆机构的，在实践过程中，三部制和博物馆的藏品体系、陈列任务、实际工作需要相冲突。这一问题虽然在当时便引发讨论，但在国家的直接管控下并未成为主流。直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放松了对博物馆的干预，博物馆有了更大的自由来探索适合自身的组织机构。作为社会整体转型的一部分，博物馆将目光转向美国的业务主管制，按照藏品类别重新划分部门。尽管业务主管制是自下而上地引入中国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它同样存在着藏品分离、不符合日渐多样化的展览需求等问题。面对这一新状况，博物馆往往通过自发的展览项目制予以弥补。21世纪初，伴随博物馆被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实行免费开放政策，策展人制度在展览项目制的基础上诞生。通过赋予专业人员更大的策展权力，策展人制度不仅满足了国家对展览质量的要求，而且使得策展人可以将自身的专业知识贯彻到展览中。换言之，策展人制度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将策展人协调专业知识和官方话语的能动性予以制度化。

本文认为，这种历史过程展示的不仅是本土传统与国际范式之间的文化混杂，而且还有文化混杂最终引发的新的本土模式的产生。因此，它拓展了美国人类学家克里斯蒂娜·克里普斯提出的“作为文化混杂之地的博物馆”的经典观点，并为理解既有的和潜在的博物馆变革以及博物馆学的国际交流提供新的认识路径。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是AHCI收录的一区期刊，专注于博物馆的管理、理论和实践议题。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80/09647775.2025.2562850

【作者：汪彬 审核：尹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