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6日上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11期）之“The Once Forgotten Child in Bioarchaeology: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解剖学系Siân Halcrow副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董豫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Halcrow教授简要介绍了婴幼儿健康研究在生物考古学领域的重要性。一方面，因为婴儿和儿童非常容易受到环境压力的影响，所以婴幼儿也是整体人群中最为敏感的健康与疾病晴雨表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从骨骼上观察到的一些疾病也主要发生在孩童时期，例如，与坏血病和维生素D缺乏等有关的新陈代谢类疾病主要是儿童期疾病。
讲座的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儿童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历程、理论方法与案例研究。
第一部分，儿童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早在20世纪初，Boas就关注到了环境对美国移民后代体质特征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了人类颅骨的形态学特征具有可塑性。1930年，Hooton首次开展了有关古代人群健康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比较形态学证据，但是忽视了对婴儿和儿童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Johnston等学者率先在美国Indian Knoll地区开展了对婴儿和儿童的生物考古学研究，他们分析了该地区婴幼儿生长、发育、死亡率的历时变化。过去二十年里，虽然对儿童研究在生物考古学中的价值已有了相应的认识，但这仍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学科方向，并且常被各种研究排除在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缺乏将婴儿和儿童纳入分析的方法论发展，以及生物考古学中的传统理论方法与研究古代儿童的新社会学方法之间的脱节。
第二部分，儿童生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
童年既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部分Halcrow教授回顾了儿童生物考古学领域的理论发展，并介绍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将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和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theory）相结合、应更为审慎地使用“能动性”（agency）这一概念、以及研究母婴健康关系（Mother-infant nexus of health）的重要性。
生命史理论是进化生物学的分支，用于解释生物体在出生、生长、繁殖、死亡等生命阶段所发生的解剖学和行为学上的变化。生命历程理论则侧重于研究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个人生命史的影响。在人类学及考古学领域，研究人员通常会从生物学的角度（生物考古学）或社会学的角度（社会考古学）研究考古资料中的未成年个体，而很少将这两种理论相结合。对此，Halcrow教授介绍了一种婴儿期病原暴露、母乳喂养、感染及生长发育之间关系的生命史模型（见下图）来说明将二者相结合以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Life-history model for relationships among pathogen exposure, breastfeeding, infection and growth in infancy (from McDade, 2003: 111, Figure 7)；M：maintenance，G：growth）
在如今的生物考古学研究中，儿童被赋予“能动性”（agency）的现象已越发普遍。然而，在社会人类学背景下应审慎地使用这一概念。首先，“能动性”概念的提出者并未对“作为影响的能动性”（Agency as efficacy or influence）和“作为自由的能动性”（agency as freedom）做出区分，而二者是具有显著差异的，大多情况下儿童的能动性属于前者。其次，赋予孩子以“能动性”是一个相对现代化的西方概念，而在非西方文化中，儿童获得和实现“能动性”的情况可能完全不同。
研究表明，胎儿和产妇健康是最为敏感的人口健康衡量标准之一。接着，Halcrow教授解释了为何要研究母婴压力或母婴健康关系。一为母亲在妊娠期间如果受到某些感染，其影响可能会加剧。例如，妊娠期间感染间日疟原虫（Plasmodium vivax）或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会导致慢性贫血（chronic anemia）和胎盘疟疾感染（placental malaria infection），从而降低新生儿体重并增加其死亡风险。二是根据健康与疾病发展起源理论（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Theory），母亲所处环境的变化也会导致胎儿和儿童的生长发育发生生理变化，而这对儿童日后的健康与患病风险具有长期影响。目前可以通过研究婴幼儿的牙齿釉质发育缺陷、氮稳定同位素值及母体罹患的新陈代谢类疾病等方面来探讨母婴健康之间的关系。
第三部分，案例研究：生业经济的变化对古代阿塔卡马地区人群健康的潜在影响。
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Atacama Desert）是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地区之一（平均降雨量<2mm /年），得益于其干燥的自然环境，该地区保存了长时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遗存。目前，为探讨生业经济的变化对古代阿塔卡马地区人群健康造成的潜在影响，研究人员已对该地区古代人群的压力、疾病和饮食展开了多方位研究。halcrow教授作为核心团队成员之一，本次讲座介绍了其中两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对阿塔卡马地区Quiani-7遗址（距今约3600-3200年，为该地区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出土的12例个体（包括8名成人与4名围产儿（新生儿））所开展的古病理研究表明：一名成年女性与4名围产儿的骨骼均具有异常病理变化，表现出可明确诊断或暗示为坏血病的多处颅骨病变，包括眶顶、眶下孔、下颌内侧的骨膜下新骨形成现象等。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围产儿所表现出的病变可能是通过母体维生素C缺乏症的传播而造成的。孕妇与哺乳期女性及其后代是罹患由饮食多样性降低而导致的疾病（例如维生素C缺乏症）的高风险人群，因此可以被视为整体人群营养状况的敏感指标。这些发现可能表明Quiani-7遗址人群内部存在周期性的资源短缺，另外考虑到这一时期和该地区的古气候与古饮食证据，这类资源短缺现象更有可能归因于气候事件和生业转型的协同作用，而不仅是生业转型。
在婴儿喂养方式与断奶研究中，氮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元素。因为在哺乳过程中，氮同位素的营养级富集效应同样适用于母亲与接受哺乳的婴儿（婴儿的δ15N值要高于其母亲），而断奶食物（辅食）蛋白的引入会降低婴幼儿在断奶阶段的δ15N值。碳稳定同位素则被用作消费辅食的指标，断奶期开始后，婴幼儿的δ13C值会同时反映其摄入的母乳和辅食。因此，可以通过检测未成年人在断奶期间或断奶后的δ13C值变化，进而辨别同位素组成与普通成人饮食不同的辅食。一般认为，生业经济转型为农业时改变了婴幼儿的喂养方式，尤其是将主食作物添加到辅食中后，可能会造成农业人群的断奶早龄化。Siân Halcrow及其团队利用牙本质序列切片同位素分析探讨了该模型是否适用于古代阿塔卡马沙漠的农业转型，研究发现该时期的阿塔卡马婴幼儿的断奶曲线并不符合预期，其牙本质序列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不存在系统的时空变化。这说明，农作物的到来并未导致该地区人群的断奶行为出现统一变化趋势，农业资源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影响人们的行为。这还可能是因为断奶并不是影响同位素丰度的唯一因素，取样技术和个体差异等因素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总体而言，Halcrow教授认为生物考古学借鉴了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和子领域，提供了一个更具批判性的细致入微地研究古人的视角。在儿童生物考古学方面，古病理学和同位素研究的最新进展显示了母亲和孩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另外，虽然对古代儿童的研究近来激增，但由于使用方法的差异以及缺乏对相应方法的严格评估，这一领域的生物考古学研究进展仍受到一定的阻碍。
讲座最后，Halcrow教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董豫教授对讲座内容做了简要总结，并代表参会师生向Halcrow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本次讲座采用腾讯会议在线形式，哔哩哔哩同步直播，吸引了众多来自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师生以及全国各地考古文博单位的同仁参加。（撰稿：张茜）
Siân Halcrow副教授简介：2007年获得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奥塔哥大学解剖学系任职至今。研究方向为史前人群中婴幼儿和儿童的健康与疾病，也关注人类对农业集约化过程的适应，已在东南亚和南美洲（泰国、老挝、柬埔寨、中国、智利等）开展了较多工作，发表文章90余篇，并获得多个基金支持，其中包括与山东大学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合作的新西兰皇家学院项目：古代中国社会不平等对人类健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