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2日下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18期）“陶土压痕法的方法与理论”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日本熊本大学小畑弘己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靳桂云教授主持，熊本大学高雅云同学进行翻译。讲座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层层递进地介绍了陶土压痕法的研究缘起、研究方法及具体的研究状况。
第一部分中，小畑老师介绍了他对日本绳纹时代豆类作物的栽培可能性进行的研究，这也是小畑老师研究印痕的契机。
小畑老师首先介绍了现存的有关日本豆类栽培作物的学说，比如日本最早的红豆是在弥生时代早期（距今2800多年）出现的，日本最早的大豆是在弥生时代前期后半段（距今约2500年）出现的。然而通过陶器印痕法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些学说基本是错误的，日本最早的豆类栽培作物出现时间可以继续往前提。
日本现存的豆类作物约有十种，但大多都是古坟时代以后才传入日本的外来种类，所以在提及日本绳纹时代、弥生时代的豆类作物时，基本只要考虑红豆和大豆即可。2006年，小畑老师第一次进行印痕调查时，在长崎县大野原遗址发现了绳纹时代后期（距今3500年）的大豆印痕。同大野原遗址一样扁平形状的大豆印痕在熊本县的遗址也有发现，年代均为距今3500年以后。在发现这些大豆印痕之前，还曾发现过一种名为“wakudoishi类型”的植物印痕。该种印痕长约5mm左右，此前学者们曾认为这是稻米的印痕，后来发现是大豆的种脐。
长崎县大野原遗址发现的大豆印痕
曾误判为稻米印痕的大豆种脐印痕（左）
豆类印痕的鉴定标准不同于炭化豆类。日本对炭化豆类有一套基于豆类种子内部的初生叶的鉴定标准，此标准对印痕中发现的豆类并不适用，因为豆类印痕只能从表面形态进行鉴定。对豆类印痕进行鉴定最重要的标准是种脐部分的特征。印痕大豆的鉴定标准是脐部没有薄膜，可以看见细小的脐沟。其他如红豆之类的豆类脐部都有薄膜存留。
大豆与红豆种脐的不同
印痕大豆的形态与炭化大豆不同。上文所提的在长崎县大野原遗址发现的大豆印痕一开始曾被误判为柿子的种子，因为该印痕形态细长扁平，与大豆差异很大。经过思考，小畑老师认为形态细长、扁平的大豆印痕应该是受浸水后的膨胀率影响所致。实验发现，大豆在浸水后，长度有显著的增加，宽度、厚度没有明显增加，所以长宽厚的整体比例发生了变化。这种浸水后的大豆形态与该大豆印痕非常相似。小畑老师推测，可能是大豆混入陶土后，吸收了陶土中的水分，发生了膨胀才形成了印痕中的形态。而除大豆以外的红豆及其他豆类浸水后长宽厚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化。
大豆种子浸水后发生的变化
小畑老师之后在遗址中又发现了绳纹中期（距今5000多年）的大豆印痕，与上文所述大豆印痕形态一致。此后在西关东以及中部高地也陆续发现了许多大豆印痕。而日本最早利用大豆属的证据来源于小畑老师在宫崎县王子山遗址发现的距今13000年的大豆属印痕。除大豆印痕外，在日本各个地区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红豆的印痕。
早期的研究认为豆类作物可能是从中国经过韩国传到日本的，印痕法的应用及成果证明了豆类作物在日本独立栽培的可能性。小畑老师认为豆类作物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韩国南部及日本的西关东、中部高地这三处东亚温带区域各自独立栽培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第二部分，小畑老师介绍了印痕法的详细步骤。印痕法是指使用硅胶套模的手法将印痕中的“种子”提取出来。具体来说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从陶器表面寻找印痕。这一步是最关键的。观察陶器表面是否有洞，将洞里面的泥土清洗出来，观察其特征。
第二步，给印痕进行编号，并记录下来。
第三步，拍摄陶片的整体形状，将印痕部位放在体视显微镜下再次洗干净。接下来的步骤日本有些学者会省略，但是这一步也是很关键的，就是通过体视显微镜的相机功能把印痕部拍出来。体视显微镜自带相机的话，可直接对印痕部进行扩大摄影，普通体视显微镜也可外置相机进行摄影。这个扩大的印痕部照片可能保存有关于种子的重要信息。如果制作模型的时候不小心弄混了对应的印痕编号，这也可以作为后期整理归位的一个重要证据。
第四步，涂离型剂。离型剂是将塑料溶解在丙酮中制成的溶剂，将它涂在印痕的周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把印痕里面仔细地涂满，可能会导致硅胶模型黏着在里面无法取出。接下来是搅拌硅胶，将硅胶仔细地滴入印痕部。然后在金属盖子上涂上大量硅胶，将其覆盖于印痕表面。这个步骤是为了让盖子上的硅胶与印痕部的硅胶模型融合在一起，如此可方便取出模型。金属盖子可以用普通硬币等其他形状的物体代替。等硅胶凝固后，将模型取出。
印痕部滴入硅胶
在金属盖子上涂硅胶
将涂上硅胶的金属盖压在印痕表面
取出硅胶模型
第五步，在扫描电镜下观察摄影。
上述方法是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开发的方法。以前进行过印痕研究的丑野毅先生是用水当离型剂，把陶片整体浸在水里。但是用水做离型剂的话，陶片很快会变干，经验不足的人制作硅胶模型容易失败。小畑老师推荐初学者用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的方法。
第三部分是本次讲座的主要部分，在这一部分小畑老师结合研究案例说明了印痕研究法的优缺点及研究意义。
通过早期对陶器器型的深入研究已可以清楚地了解其编年和文化属性，现在小畑老师提倡对陶器这种“人为化石”进行“第二次发掘”，寻找陶器中隐含的人类生活的信息。陶器印痕法在这方面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从3世纪的陶器中发现的稻米印痕做出来的模型可以媲美现生种子。小畑老师通过印痕法取得的重要成果有两方面，一是证明了日本在绳纹时代就已经开始进行大豆、红豆的栽培，二是发现日本绳纹时代的危害仓储谷物的害虫。
3世纪的陶器中发现的稻米印痕
接下来小畑老师总结了陶器印痕法的优缺点。其优点有以下五点：印痕中发现的“种子”没有被污染；通过陶器的形制可以知道印痕的具体时期；印痕的表面组织可以十分完整地保存下来，对鉴定非常有利；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可供印痕法分析的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但是，陶器印痕法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可以混入陶器的东西非常有限；比陶器器壁厚的东西无法存在于陶器中；在陶器制作场所周围没有的东西无法存在于陶器中。这三点缺陷也体现了陶器印痕的发现是受显著的人为因素影响的。
之后老师分析说明了印痕法的意义。通过印痕法，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的住、食及内心世界，最明显的意义就是可以了解当时的人类是如何进行植物利用、如何储藏食物以及他们是如何进行生活的。
印痕法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的住、食及内心世界
在讲具体研究案例之前，小畑老师从日常生活出发，介绍了他的厨房中冰箱里存放什么，柜子或者地下仓库里存放什么，提醒了我们根据不同食物的特性，储藏的地方也是有所不同的。但这些理所当然的事实在考古学上可能还没有被意识到。
考古出土的种子果实一般分为浸水资料或干燥资料、炭化资料、印痕资料这几类，其中干燥资料保存下来得很少，在此不予讨论。浸水资料一般从低湿地堆积物中出土，炭化资料一般从干燥遗址中出土，印痕资料一般从陶器中发现。小畑老师比较了青森县三内丸山遗址中这三类考古资料中栽培作物的比例，可以发现印痕里栽培作物的比例是最高的。此外，遗址出土的炭化资料中发现了非常多种类的害虫，而印痕资料中发现最多的是在居址内活动的害虫。
栽培作物（红色）在不同形式的考古资料中的比重
随后小畑老师介绍了距今6000多年的韩国昌宁飞凤里遗址。这个遗址的低湿地堆积中出土了非常多的橡子，发掘者认为这个遗址的生业经济以采集狩猎为主。但是该遗址的陶器印痕中发现了非常多与农作物有关的证据，比如说粟、黍、红豆。小畑老师认为，之前的考古学者发现的可能主要是“储藏在冰箱里的成果”。
佐贺市东名遗址也是低湿地遗址，该遗址中发现了八千多年前绳纹时代出土的印痕。这个遗址的储藏窖中出土了非常多的橡子遗存，但通过陶器印痕法发现了很多大豆的印痕。储藏窖中出土的橡子和从印痕中发现的橡子，其种类和状态也不太一样，印痕中发现的橡子是可以直接吃掉的保存状态。
佐贺市东名遗址发现的印痕
昌宁飞凤里遗址和佐贺市东名遗址通过浮选法发现了大量的坚果类植物遗存，通过印痕法发现了大豆、红豆等作物遗存。这说明了炭化资料和印痕资料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在研究的时候应结合两者的发现进行判断。所以进行陶器的“第二次发掘”是很有必要的。
在第四部分，小畑老师对前文的陶器印痕法进行了延伸，提出了“第三次发掘”的概念。“第二次发掘”是通过对陶器表面的印痕进行硅胶套模，提取信息，“第三次发掘”则是对看不见的陶器内部的印痕进行研究，陶器内部潜在印痕需要借助CT扫描技术进行观察。
看不见的陶器内部印痕
小畑老师结合对米虫的研究说明了陶器内部潜在印痕研究的重要性。在一片3800年前的陶片表面，小畑老师发现了五处虫子印痕，使用CT扫描技术后，在其内部发现了更多的虫子印痕。
模型中的红点均为潜在的虫子印痕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绳纹时代陶器中发现的虫子印痕，百分之九十都是这种米虫。目前在日本的六十多处遗址总计出土了约九百多只米虫的印痕。小畑老师认为，一万年前的绳纹人开始定居生活，储存大量橡子、栗子，导致米虫产生。因此绳纹时代的米虫并非吃稻米，而是吃橡子、栗子长大。现在日本发现的大量掺入陶器的物质除了米虫，还有大豆和紫苏等植物种子，小畑老师认为，这是绳纹人为了祈求丰收，在制作陶器的过程中特意掺进去的。中国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掺入种实的陶器，但是与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很可能只是作为陶土的掺合料而添加进去的。
最后，小畑老师总结了印痕法在中国的研究前景，对中国的陶器印痕研究寄予厚望，并就老师、同学的提问进行了详尽的解答。本次讲座采用Zoom在线形式，哔哩哔哩同步直播，吸引了众多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师生及全国其他高校与考古文博单位的师生共同参与学习讨论，讲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尹祥 高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