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9日下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39期）学术讲座“关于中国早期铜器与冶金起源研究的几点思考”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梅建军教授主讲，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全玉教授担任主持。

讲座伊始，梅教授首先对当前学界关于中国早期铜器与冶金起源研究的新动向进行了介绍，主要介绍了林梅村、苏荣誉、金正耀、郭静云四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林梅村的研究整体考察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中国早期冶金术、铜器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青铜器群之间的联系。苏荣誉近期的研究对石峁出土铜刀与环首刀石范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具有本土传统，与中原商代的器型相似；结合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资料，对中原冶铜术来源与传统、铸铜遗址认定和石范铸造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西来说还有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目前也没有证据认为石峁存在铸铜业，说其对中国早期铜器生产产生影响还言之过早。金正耀在梳理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不存在“红铜时期”，世界上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红铜-砷铜-锡青铜”模式。他强调金属矿产资源在早期冶金业中的重要性，并据此提出了“铜矿物试验期-铜合金试验期-青铜工业”的新模式。郭静云认为中国青铜技术西来说有着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器型与制造方式不同等诸多疑问，通过系统梳理长江中游地区考古发现的可能与铸造铜器相关的遗迹、遗物，提出了中国青铜技术在长江中游起源的新观点。

梅教授认为上述研究的新动态可作以下总结：第一，西来说与独立起源说各有主张，难分高下；第二，对于西来说的批评集中在传播路线等中间环节上，但也涉及对冶金技术发生的技术和社会基础的根本认知上；第三，独立起源说所强调的是资源与技术基础；第四，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本土起源说强调矿石资源和文化发展的先天条件，而考古本身的依据还有待进一步梳理。

接下来，梅教授从三个方面开始了本次讲座的主体内容：

第一，中国青铜冶金术西来说的由来及相关问题。1949年，德国学者罗越首先提出了中国青铜冶金技术西来说，认为商代发达的青铜冶金技术是突然出现的，没有一个完整的演进阶段，因此冶金术极大可能是从外部传入的。但五、六十年代，甘肃马家窑与马厂文化早期青铜器的发现，表明在安阳之前中国早已有了铜和青铜，中国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存在一个演进阶段。七十年代，冶金技术本土起源论兴起。Nobel Barnard和Sato Tamotsu认为中国青铜礼器的范铸技术举世无双，必然是独立起源。但Cyril S. Smith指出中国的青铜冶金术缺乏与近东一样的探索阶段，对中国冶金术独立起源说仍持怀疑态度。八十年代，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大大推进了中国青铜冶金术来源的研究。北京钢铁学院对包括马家窑铜刀、马厂残铜刀在内的30多件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揭示了中国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已经开始出现青铜器物。此外，甘肃、青海齐家文化出土的铜器中，红铜、锡青铜与铅青铜器物并存。柯俊认为中国锡青铜出现时间与两河流域基本相当，且并未出现砷青铜以及含镍的铜合金，与西方所见相异，表明中国青铜器是独立发展的。此观点亦得到了华觉明的赞成。虽然这一时期冶金术本土起源说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以W.T. Chase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却认为甘肃发现的早期铜器也可能是在传播过程中留下来的。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早期青铜冶金术传播论再次兴起。安志敏首次提出了“铜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的假说，而胡博则最早用考古实证探讨了中国早期铜器与中亚、欧亚草原文化的联系，并认为齐家文化的一些铜器在形制上与塞伊玛-图尔宾诺的同类器物有诸多相似之处。其后，孙淑云、韩汝玢、潜伟、李水城、水涛等学者对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铜器做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中国早期铜器材质具有多样性，尤其砷青铜器的存在刷新了对中国早期铜器技术特征的既有认知。此前，柯俊认为早期中国无砷青铜，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别，而新的科学分析则证明砷青铜在早期中国同样存在，从而为传播论又添一新证。九十年代的又一重大进步是，新疆早期铜器研究开始进入国际视野，水涛、陈光祖、Victor H. Mair以及梅教授本人相继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特征、新疆出土早期青铜器成分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进入新世纪，吕恩国、潜伟等学者系统梳理新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金属器并对铜器材质进行了分析，同样发现了砷青铜。梅教授在这一时期也就中国冶金起源、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新疆是欧亚草原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连接桥梁。在此认识上，他进一步论证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与接触是在不同时期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是一种间接的、非连续的过程。其后不久，李水城对西北及中原早期冶铜业区域性特征及交互作用的研究，将中国冶金术西来说的影响推上了高峰。他在相关文章中表示中原地区与齐家文化直接发生联系，而齐家文化又通过四坝文化、哈密地区的青铜文化、伊犁河-准葛尔盆地和天山中段的青铜文化与中亚、南西伯利亚一带的青铜文化发生间接联系。因此，中国早期冶金术追根到底仍与近东地区关系密切。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梅教授总结了西来说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年代问题，即西边出土早期铜器的年代不早于东边；第二，中国冶金术的来源地究竟是中亚还是南西伯利亚至今存疑；第三，冶金技术传播的模式、动力与机制尚存很多争论；第四，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代表的究竟是器物的传播还是技术的传播；第五，冶金术的传播与人口迁徙的关系还需进一步论证；第六，是否存在本土技术的创新或改变。

第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术对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的影响问题。公元前47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间，在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区相继发现了黄铜片、黄铜管、黄铜笄、黄铜锥等黄铜器物。这些黄铜器具有早期铜器的特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黄铜器物，可能是在原始条件下偶然得到的产物，或许应属于矿物试验期。到了公元前2200-公元前19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登封王城岗、杞县鹿台岗发现了铜片、铜刀等器物，襄汾陶寺出土了铜铃、齿轮形器这类工艺较为复杂的器物，淮阳平粮台、临汝煤山、郑州牛砦等遗址还发现了炉渣、坩埚、炉壁等与冶铜相关的遗物。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刀、镞、戈等青铜武器以及独具特色的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且发现了使用复合范工艺技术制作的铃、盉、爵等青铜礼器。这些青铜礼器开风气之先，奠定了中原青铜文明的基础。基于这些发现，梅教授提出了关于中原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两点认识：首先，龙山晚期，虽然在多个地点发现铜器，但数量较少，陶寺铜铃的出现或可视为组合范铸技术的滥觞；其次，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集中出土大量铜器，范铸工艺在第三期出现并逐渐流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原青铜器制作最重要的特征，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中国北方，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朱开沟文化等遗址中出土有铜镞、铜刀、铜耳环等早期铜器或冶铸遗物，但这些发现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红山文化时期的冶铸遗物仅有数例，且争议颇大，大甸子、朱开沟的早期铜器年代均晚于公元前1800年；第二，总体上看，数量与种类偏少，全是装饰品与工具；第三，个人装饰品意义显著，大甸子、朱开沟均以耳环、指环、鼻钏为大宗，这一点表明其文化取向接近西北；第四 ，冶金工艺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锡青铜与锡铅青铜已经得到普遍应用。

就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而言，无论是直接来自西北还是通过北方，外来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确实存在。同时，有明确证据表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对西北和北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传播。器物的传播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多区域文化互动的图景，但这幅图景仍十分模糊，很多细节尚不清楚。梅教授认为这一互动过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二里头文化三期出现的以范铸容器为特征的青铜铸造技术，其背景与动力仍是未解之谜。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西北地区的早期铜器发现要远盛于中原与北方，表明西北地区无疑是中国早期冶金发展最为重要的地区。近些年来，石峁遗址的铜镯、铜钏、铜齿轮形器以及石范的发现，铜刀、铜镞的材质检测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冶金术透过北方影响中原的假说。进一步证明，中国北方是另外一个早期铜器发展的重要地区，其早期发展阶段肯定与西北地区有关。

第三，冶金技术与生产本土化问题——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冶金生产的本土化是指当地社群成为冶金生产的主体，并开始在冶金技术的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北地区本土冶金生产实践及其对技术体系的改造，为早期冶金的技术发展以及向东方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中原地区同样可以见到本土化的进程，冶金技术已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生产体系被再次重塑，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独特的组合陶范冶铸传统。梅教授梳理了河西走廊近年来发现的铜冶炼遗址、铜器出土点、铜矿遗址，其中的冶炼遗址主要有火石梁、缸缸洼、北山堂、西城驿等。梅教授重点介绍了西城驿遗址，该遗址距今4300-3600年，出土冶铸相关的遗物包括炉渣、矿石、炉壁、石范等，操作链基本完整。这表明西城驿遗址存在炼铜生产，且能够使用石范制造器物。科学分析显示，西城驿遗址时期已经能够使用普通的铜氧化矿石冶炼红铜，再配入锡、砷、铅、锑、铋的矿石冶炼铜合金，产品以红铜和砷青铜为主。西城驿遗址及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遗址相关的铜器发现表明河西走廊地区在距今4000年左右已经形成了早期冶金中心，冶金生产本土化在此时已经形成。之后，本土化的进程则为冶金技术得以落地生根并继续发展，以及向东传播奠定了基础。

鉴于以上所讲，梅教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了几点归纳：第一，中国冶金术西来作为一个假说，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立论的基础，但也有许多模糊不清的环节，学界的质疑有助于推动研究工作走向深入。第二，就现有考古证据而言，应对西来说与独立起源说保持开放的心态，为各种假说提供生存的空间。第三，要确定冶金术的独立起源，不仅要有铜器的使用，还要有采矿、冶炼和铸造生产的证据，有技术演进与社会支撑的证据。最后，梅教授提醒我们，虽然在更广大的欧亚大陆青铜世界体系的视角下观察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日渐流行，强调以青铜冶炼技术为标志的外来影响也备受关注，但要牢记中国相互作用圈内部的互动才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础。

讲座结束之后，梅教授对河西走廊早期青铜工具的发现是否与采玉活动有关、中国早期冶金活动的开展与矿源之间的联系、山东地区早期冶金活动存在的可能与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悉心解答，王全玉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向梅教授致以感谢。（文/张飞 图/梅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