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30日下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40期）学术讲座“社会复杂化报告（二则）”在青岛校区博物馆东106教室顺利举办，讲座的线上平台同步进行。本次讲座包含两个主题，主讲嘉宾分别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和青年副研究员张萌博士，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靳桂云教授担任主持。
报告1：社会复杂化与早期国家起源
陈淳
首先，由陈淳老师以“社会复杂化与早期国家起源”为题进行报告。陈老师指出，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属于战略性研究课题，与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并称为考古学的“三大基石”，当前在我国学界无疑也是一个热点。在国内，我们一直有“二重证据法”的传统，文明起源问题一般从历史学和文献学角度入手，一些概念和术语离不开传统文献。国际上的研究系统和语言范式，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可以起到借鉴作用，帮助我们拓展视野，特别是在一些概念、方法论以及理论的问题意识方面，与国际接轨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一般的研究，不应仅限于探讨国家起源的具体时间，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起源的过程和社会形成的机制问题上。在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研究中，一个日益流行的术语就是“社会复杂化”，主要考察人类社会如何从平等，向不平等、世袭制以及产生等级社会过渡，不再局限于如柴尔德时代对物质现象的特征进行定义的讨论。如果依然把目光停留在对诸如城市、贵族墓葬、宫殿、文字、奢侈品等的归纳和比较，是无法了解这些现象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出现的动力机制的。
该报告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概念、不平等、世袭制、酋邦和国家。
第一部分，陈老师首先肯定了塞维斯对社会类型学研究提供的学术框架，指出塞氏突破了摩尔根的三阶段文化发展概念，虽然国际学界不乏对塞氏的四种社会类型（也是四个社会阶段）划分的批评，但伦福儒认可了这样的一种框架。
针对“复杂化”的定义，陈老师借用麦奎尔的观点，将其分解为“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不平等”（inequality）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社会群体之间人口的构成，即社会中各个群体以互补的方式，以各自的特长从事不同的专业部门为社会服务，这是一种横向的特化；后者是指社会内部获取原料和社会资源的不同途径，是一种纵向的特化。普赖斯（T. Douglas Price）、布朗（James A. Brown）等人也对复杂化进行了定义，认为是社会分化、特化和整合的各种过程的结果。陈老师推荐大家阅读泰恩特（Joseph Tainter）的著作《复杂社会的崩溃》，崩溃和起源同样都是重要的课题。
一个社会的异质性越大就越复杂，正如现代社会的分工已经到了非常仔细的地步。早期文明社会表现为较高的不平等和较低的异质性，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的不平等降低而异质性增大。
第二部分，陈老师指出，人类社会有极为漫长的时间处于平等社会，涵盖了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和相当长的新石器时代，这种平等社会的类型主要是狩猎采集的游群和原始的农业社会。制约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早期觅食者的生计方式。狩猎采集是一种直接回报的经济形态，在人口密度低、资源丰沛的情况下是一种悠闲的生存方式，但如果资源紧缺，就会对社会产生压力，造成生存的不可预测性，所以利他主义和慷慨大方就成为平等社会的流行机制。这是出于一种自我服务的投资，即与别人分享食物，可以使得客人负担起未来情况反转时款待自己的义务。
民族志研究表明，这种互助的平等社会网络可以扩展几百公里的范围。这种平等社会以共识为基础，没有强制性的领导权，地位和威望是个人获得的，不能世袭。比如某些特别擅长狩猎的人，能够带回更多的食物，自然而然会获得更高的权威，但其子女并不一定会延续这种能力。所以此时的“领导”无法凌驾于他人之上，甚至经常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维持他的权威。弗兰纳利（Kent Flannery）对这样的平等社会的原则进行了归纳：（1）慷慨大方可敬，自私可耻；（2）礼物维持的社会关系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3）所有的礼物都应得到回报，合理的延迟回报也可以接受；（4）年轻人应该顺从长者；（5）后来者应该顺从先到者。这是自然界自然形成的、人类界特有的情况。弗兰纳利注意到，黑猩猩中存在显著的不平等，有α、β和Ω级的区分，他认为，人类平等社会中的α级是超自然的存在，β级是看不见的祖先，他们不允许活着的人超过其他普通人。
在早期社会中，资源匮乏、波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流动性会加大。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有时候也会形成不平等的社会，比如北美太平洋沿海，利用开采洄游的鲑鱼为生，产生了可观的剩余产品，很早出现了奴隶制和酋邦。一些首领和富裕的个人开始主办夸富宴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在平等社会中，慷慨大方和礼物回报是重要的，是维系友好关系和应对不确定性的手段。但是，回赠经常失效，偿还不了的借贷会引发愤怒。于是，借贷和礼物回赠的失信者便成为负债和被攻击、奴役的对象。不平等的出现导致一种财富的转移，社会出现了不对称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基础在于剩余产品的积累。早期的夸富宴可能多用于平均社会的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财富积累旺盛以后，有的首领开始利用囤积的剩余产品笼络和维系其手下的追随者和债务人。当某个首领需要将其头衔与特权传给自己的儿子时，会举行一系列宴会，以便在仪式上将自己的权力转交给其长子，并赠与其长子一些传家宝。头衔和礼物的转移在宴飨背景中进行，是在目击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举行，需要参会人员承认这样的权力移交，并且他们所获得的食物和礼物也是这种服务行为的回报，慢慢地就会加大贫富家庭之间的差距。成功家庭通过财富、奢侈品和知识产权的世袭来维持自己积累的财富，而贫困家庭则愿意接受富裕家庭的仆从地位以换取食物、住所与保护。
与狩猎采集社会不同的是，农业社会是一种延迟回报的经济，虽然成功的农业会产生更多的剩余产品，但是由于农业回报的不确定性，有些农业社会仍然保留平等主义，拒绝世袭的等级制。农业起源的原因在世界各地应该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农业产生的背后动力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差异。陈老师认为，考虑到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农业产生的原因应该是一种宴飨的模式，水稻起源应该是出于酿酒或美食的背景当中，而不是因为饥饿或是生存压力。农业社会往往和定居的生活方式相伴，与狩猎采集者相比，民族志记录了非洲卡拉哈里早期定居农人行为的变化：（1）家庭开始储藏肉食而不再分享；（2）人们容忍富裕家庭的食物储藏；（3）人们允许获取、储存和交换物品；（4）富有的男性实施多妻，并充当社群的“头人”。经济的改变使得人们的世界观、习俗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农业出现之后，以个人功绩和威望为基础的社会变得很常见，开始出现一些有能力的、以其财富积累为标志的首领，群体之间也开始为了资源、土地等发生冲突，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家族就凝聚起来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弗兰纳利结合世界各地民族志而指出，农业社会出现了一种“男人屋”，里面放置有祖先的头骨，可能和宗教信仰的起源有关，这种“男人屋”就成为仪式屋和庙宇的前身，世界上最早的仪式屋是一万多年前土耳其的哥贝克力土丘。哥贝克力是一个完全狩猎采集的社会，农业完全没有起源，土丘和巨石阵有着类似之处，有考古学家估计在整个区域内的狩猎采集群有定期到此举行仪式的现象。美国查科峡谷的基瓦仪式建筑很可能代表半偶族村落家族的仪式屋，有人类学家认为查科峡谷的社会很可能是基于成就的平等社会。从随葬品分析，个人之间存在地位和声望的不同，这种平等社会当中的不平等也许可以用heterarchy来形容，这个词是刚引入国内学界的一个概念，是指在平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存在的一种阶序，是一种同一个等级之间差异细微的阶序。
早期的农业社会一般都属于部落的发展层次，后来美国的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部落一词如同“文化”，不够专门化，于是开始使用涂尔干的“分节社会”。分节社会是一种平等的、尚未分化的社会，各个基本单位在结构和功能上是相似的，经济上大体自给自足，并享有广泛的自治。这种平等社会又被涂尔干认为具有一种“机械整合”的特点，与其相反的是一种“有机整合”的社会形态。有机整合起来的社会，表现在不同的单位发生专门化，各个成员开始以某种专业技术为社会服务，并相互依存。整个社会以不同功能组成的单位有机整合的方式运转，这种有机整合是酋邦社会的特点。社会进化和生物进化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有机结合也是越来越灵敏。在平等社会中始终存在剩余产品和财富积累的可能，但是这种社会也存在将多余财物分散给他人的压力，如果某人敛财或举止傲慢，他就会被社会其他成员所不齿。这样的机制到了等级社会开始慢慢转变，同时世袭制逐渐改变社会的逻辑。世俗首领如果要确立地位和威望的世袭，就需要借助超自然神祇的力量和意识形态。
第三部分，陈老师引用弗兰纳利对克钦人民族志案例进行说明。克钦人社群每个世系都有自己三到四代祖先神祇，在祖先神祇之上，有一个村落神祇，在村落神祇之上是代表天地的神祇。在平等的克钦社会中，每个家族或世系通过自己的祖先来祭祀更高的神祇。世袭等级的产生，是社群中的某个首领世系说服其他世系承认村落神祇是他世系的祖先。这个转变，使得该首领世系成为掌管其领地神祇的后代，于是变成了首领世系。于是，该社群的其他世系只能祭祀他们自己的祖先，而祭祀更高的神祇成为首领世系的专利。在克钦人社会中，富裕的世系能举办最豪华的献祭，款待最多的客人。但是这种炫富并不将成功归因于努力劳作，而是向神祇献祭的结果，丰收变成了首领的功劳。于是，社会的逻辑变为财富、权力和地位并非来自某世系的努力，而是来自天上神祇的惠顾，而这个首领世系就是这个神祇的直接后裔。这样的逻辑过程一直延续到了国家、帝国时期。陈老师用西周宗法制度类比克钦人的社会统一体，提到世袭制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要特征，后代子孙的等级也和其与长子一系的亲疏关联。
第四部分，陈老师首先说明了自己对酋邦和古国、邦国等概念的看法。酋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塞维斯提出到后来引进国内，不少国内学者认为应该使用古国和邦国等词汇取代，但在社会人类学中，酋邦是有其专门定义的，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和类型，和之前的部落、之后的国家存在合理的过渡关系。在酋邦社会是没有“国”的概念的，且其复杂程度是大于国家的，内在的多样性超乎想象。小的酋长也许只控制了两三个部落、几百上千人，发达的酋邦类似整个夏威夷或统一之前的埃及。如果把政府的出现作为国家诞生的标志，埃及在统一之初依然是酋邦体制。于是“国”的概念不适用于这样的社会结构。酋邦的定义有着民族志的参照，比如加勒比海地区大量材料显示酋邦社会恰好就是平等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形态。所以并没有更好的概念来取代“酋邦”。
考古研究需要类比的对照，不只是存在于文献中的名词，比如古生物学中对恐龙的研究也是类比现代生物的解剖学进行考察。塞维斯称酋邦是再分配的社会，认为定居的农业社会因环境不同，会在某些资源方面多产，而在某些资源上短缺，使得不同区域定居村落之间产生互惠和交换的依存关系，最后导致出现生产的专门化和需要进行协调的再分配中心。当酋长制成为社会结构一种永久性的要职，那么不平等就成为该社会的特点。酋长的崇高地位也会提升其家族和世袭成员的地位，最后形成贵族世系，如果贵族世系在婚姻和其他活动中与社会其他成员分开，那么就是所谓的分层社会（stratification）。酋邦社会的管辖机制就表现在这种贵族世系的等级上。在长子继承制的社会里，贵族的等级地位是以与酋长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的，长子地位最高，其他儿子依次降低，这些子孙建立的世系等级就成为酋邦自上而下的各级管辖网络。这样的社会体制是血缘社会和神权社会，按照贵族世系的等级上下进行管控。
酋长的权力有三个来源，第一个就是所谓“马纳”的生命力，酋长具有最强的生命力，于是与其接触需要极度小心，存在许多禁忌。第二个是“专长”，体现在管理、外交、仪式和技艺等方面。第三个是“勇敢”，特别是以功勋卓著的武士酋长。酋长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他能够规划、组织和调遣公共劳力来营建庙宇和其他公共工程如灌渠和梯田。而战争也是酋邦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或条件，有些酋邦就是在部落之间的战争中形成的。
酋邦并不一定直接向国家转变，许多天然的欠缺都制约其演进。除了各种自然条件以外，还有人口管理问题、王位继承转换问题都可能导致酋邦的崩溃。所以“轮回”的兴衰是酋邦社会一种常见的现象，并为这种社会的本质所决定。即这种社会在处理内外矛盾时比较脆弱，在继嗣问题上常常发生内讧，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决策失误。比如“满天星斗”也指出其诞生和衰落都是十分迅速的。
酋邦世袭不平等产生的关键，在于一种个人的临时权力如何变成去个人化的永久权利，并法定加以制度化。塞维斯指出，一个头人将平等社会变成一个酋邦，在于人们相信一个人的品行会传递给他的儿子尤其是长子。这就是领导权世袭的制度化。头人的领导权及其地位由长子继承制稳定下来，它改造了社会的血缘和组织结构。于是，平等主义社会的世系变成了“锥型氏族”（conical clans）。在这个结构中的所有支系以及家族的每个人都按照创始者出生顺序及该世系和由其衍生的子世系保持者的每代后裔的顺序来排位。酋邦及其分支血缘结构产生了一些新的政治创新。这就是继承制的不平等、长子继承制、永久领导权和等级制的权威。酋长和贵族的等级永久世袭，他们通过联姻维持贵族的血统和等级，并与平民隔离开来。酋邦的男人屋成为庙宇，是各种神祇居住的地方。庙宇由酋长所建，供奉着他家族世系的超自然神祇。管理庙宇的不再是创世世系的男性，而是专职的祭司。其中会有包含了大量劳力的不可取代的奢侈品，比如玉器、青铜器等，这些物品也一定会被赋予某些神性。
在我国，酋邦概念的运用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学者不愿意采用外来术语，而偏好采用本土的“古国”和“邦国”来指称这类不平等的世袭社会。学术研究需要将对象概念化，以便将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名词中解放出来，进入形而上的层面。有学者指出，没有概念就无法摆脱常识，也就意味没有学术。如果学术研究连概念都上不去，就更不要考虑理论创新了。我国有学者说，酋邦不适合与中国，因为它无法和我国历史材料对号入座。这就是中外学术研究理论水平在抽象和具体认知上的根本差异。我国学界对“古国”和“邦国”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定义，很多时候要重新专门对其解释，这就没有加以抽象化而达到形而上的层次，而用“国”来形容从平等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世袭等级社会本身就是概念的误用。且古国和邦国没有各种民族志类比的参照，无法为考古学材料分析提供一种可供鉴定的标准。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类比，是从已知推测未知，如果没有参照就无法想象，过分依赖文献中的描述是有其局限性的。
第五部分，我国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国家的明确定义，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提供标准并予以说明。根据人类学的定义，从酋邦向国家演进的标志是官僚制政府的出现。塞维斯将国家与政府的起源置于集中领导权的制度化上。从民族志的证据来看，没有一个王国是先前等级社会自动和简单变大的结果，其变化过程都充满了血腥暴力的兼并。从酋邦的神权向王国的官僚体制转变也是新兴王国始料未及的结果，因为在征服了不同地区的酋邦之后，使这些被征服地区变成了王国的行省。为了打破各酋邦社会臣民忠于各自贵族世系的管辖格局，只能采取委派亲信和官员的统治策略。在夏威夷的案例中，最高的酋长在征服其他岛屿后，先把其他酋长安置在身边作为管理的顾问委员会，这是维持原来统治机制的一种方式，等这些老一辈的酋长去世以后，再把自己的亲信派遣来完成对之前管理体制的取代。酋邦通过征服和兼并，最后发展出一个制度化的政府。所以，弗里德称“国家是超越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
从考古学上分辨酋邦和早期国家有相当的难度，因为管辖体制的形成很难从物质文化来判断。特里格提出了从考古学分辨政府的几个途径，为我们分辨酋邦和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人口学方法、文化的方法、社会学方法、地理学方法和肖像学方法。我国材料在肖像学方面是欠缺的，除了三星堆有青铜人像，中原地区很少有类似埃及图像中对国王肖像的描述，但其他青铜器和玉器的纹饰也许也提供了高度程式化和套路有限的主题。如果根据这些分析途径，再结合区域聚落形态考古，有望在判断酋邦向早期国家的演进上获得许多有益的洞见。
最后，陈老师进行了总结。国际上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是从社会复杂化角度，分析社会不平等的产生，到权力和地位的世袭，再到官僚体制的政府的产生。而研究这个社会进程的理论框架就是新进化论，其中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都有明确的科学定义，是抽象化的概念，有跨文化的民族志类比，为社会变迁原因及各个阶段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准和图像。四个阶段的阐释并不表明每个地区的发展必然经过这样的过程，其中会有起伏、轮回，并不是所有部落都会发展到酋邦，每个酋邦也并不一定都进化到国家。塞维斯指出，新进化论的兴起使得考古学与民族学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考古学和民族学对文化进化的研究，就像是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对生物进化研究的关系。考古学家除了进行发掘和解释等工作外，还应该进行各种比较研究。人类学理论更多涉及抽象的概念和从一般性的视角看问题。考古研究需要超脱个案事件的影响，有时我们过分集中在有文献记载的对象上面，将其视为研究突破，但是忽视了一些普遍性、一般意义的问题。美国学者内格尔指出，科学陈述需要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我们需要从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中，上升到抽象系统地表述其结构特征的层面。我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主要是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来从事，普遍缺乏统一概念的抽象化思维，还有民族志的知识背景的训练，我们需要锻炼科学阐释能力和解释复杂现象的能力。如果我们的考古学永远停留在发掘、分类、描述、判断年代的阶段，不能对其发展和演进作出解释，那么通过考古学来重建历史还有着相当的难度，也使得考古材料表现的可能性过多，变成了假设、猜测。因此了解国际学界的进展有助于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并了解社会演进过程的动力和发展规律。
报告2：社会复杂化研究的基本主题
张萌
张萌博士报告的题目为“社会复杂化研究的基本主题”，许多内容是他最新读书和思考的结果。他发现这是一个十分精彩、大师云集的领域，是各个方向激烈斗争集中于此的主战场。与这一领域对应的是农业起源，张老师推荐大家阅读陈胜前教授的著作《史前的现代化》，来了解学者对另一个起源问题的争论与探索。他表示，今天的内容可以更多看作一个探索的过程，是正在开展的研究，而非定论。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进化方法与历史方法、研究社会复杂性的新方法，以及社会复杂性的专题研究。
第一部分，张老师首先以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的类比展开第一部分的讲解。弗兰纳利在1995年发表文章“史前社会进化”（Prehistoric social evolution）指出，如同生物学中从鱼类到两栖、爬行再到哺乳动物的过程，社会进化最早的主干即为平等社会，从游群、部落、酋邦再到国家。恩斯特·迈尔曾提出可以主要考察眼睛在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性，眼睛在生物学进化的论述中至少出现了四十多次且处于不同的路径当中，有的路径已经灭绝，文化进化可以类比此过程。复杂性可以在狩猎采集者中出现，但是有的不适应发展而最终消失，有的延续下来。农业社会中同样有的存在复杂性，有的不存在复杂性。酋邦社会中也有不同的复杂形态。有些技术也如此，比如细石叶技术，有发明、忘记，再发明、再忘记的过程，再比如驯化。因为起源过程的不同，社会发展的路径也有差异，所以研究起源与发展的机制是历史科学中最精彩的部分，而对最初起源事件的考察反而就不那么重要了。张老师列举了一些阅读书目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此问题。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出现一些戏剧性的表达。
在19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秉持的历史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历史学的一种回归和升级。宾福德在1962年分出了三个系统，第一个是技术规范系统；第二个是社会技术系统；第三个是意识形态系统。同时宾福德提到关于风格的研究是较难把握的领域，他将此作为一种横切的变量，但并没有开展过多的论述。后来的学者如罗伯特·邓内尔（Robert Dunnell）、密歇根大学新一代年轻学者（如Timothy Pauketat）等都对风格在器物与文化演化中所起的角色有过反思和精湛的研究。
蒂莫西·波克泰（Timothy Pauketat）认为酋邦是一种幻觉。他在《酋邦与其他考古学幻象》（Chiefdoms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Delusions）中指出，社会和政治变革发生在人们发现自身的新环境中，是人而非环境作为主体导致了变革的发生。波克泰提到一种X因素，是当地和外地实践“迅速结合在一起，产生前所未有的特征”，是之前的文化中不存在的特征，即1+1不一定等于2，这个观点侧重文化对自身发展的贡献。过程考古学向后过程考古学的过渡可以看成人终于发现了自己的过程，认识到社会的变化并非由外界因素的改变引起的，内部的斗争十分复杂，人自身的能动性十分重要，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对社会变革起了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波克泰关注密西西比化问题，即先前的社会如何成为密西西比本身这种社会结构，他认为其中有以下几点要素引发了这个过程，即超自然的内化、日常的政治化和社会关系的族属化。族属的形成过程涉及到诸多调整，文化是可塑的，身份也是可塑的。波克泰认为塞维斯四个社会类型或社会阶段之间存在许多灰色地带，其中的塑造过程也各不相同，社会结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四类型只是一种概念框架，在具体研究中应当回到某个社会本身中来思考其过程。这是后过程考古学家们定义的“真正的过程考古学”。波克泰更为强调大历史而非酋邦模型，比如卡霍基亚的建立是一系列的政治、宗教运动形成的，包括移民、文化多元性、差异的调和、社群的创造性重塑等。卡霍基亚思想的传播就是一部将农作物生产政治化和权力意识形态家庭化的特殊历史。文明形成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其间有各种势力的斗争和协商。
约翰·罗布（John Robb）在研究地中海沿岸的村落时提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作息在社会文化的塑造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很多的社会变迁是人群在互相交往和体验中慢慢形成的。所有的物品是有依存性和能动性的。日常实践的变化会带动思维方式的变化。人群在惯习中生活，传统会移植到所处的时代中。罗布还将日常生活的能动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欧洲史前的长期模式联系起来。年鉴学派的思想和过程考古学互相交织，历史学越来越关注对空间、物质文化和环境的阐释，它和考古学的最新进展都是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物质转向大潮中的组成部分。
诺曼·约菲（Norman Yoffee）挑战最早城市、国家和文明演变的主流神话；反驳最早国家受专制统治、演变可以通过民族志类比来模拟的传统学术观点。他通过阐释形形色色社会角色的创造和变化，描绘出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社会演化过程。人类社会创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随后张老师继续介绍了罗伯特·查普曼（Robert Chapman）在《复杂性的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Complexity）中的观点和亚当·史密斯（Adam T.Smith）在“主权的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Sovereignty）一文中的观点。
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社会复杂性的新方法，分别为派系竞争、异构性（heterarchy）、双重过程理论、合作与集体行动、联盟与共识。张老师告诫同学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要回到原著中去。
马修·约翰逊（Mathew Johnson）在《考古学理论导论（第三版）》中提到，文化过程依然是思考过去文化系统的核心。然而，在早期版本中有许多限定条件。特别是，我们可以在整个文化内部看到不同元素之间的冲突与竞争。这种冲突与竞争在政治和社会派别、阶级、性别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层面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冲突不会导致稳态，而是会导致社会变革。因此，与其把系统视为整体，还不如强调异构和派系竞争等理念，引导我们走向更为动态的系统变迁的观念——更深一层来说，这种看法对适应观念的依赖程度要低得多。这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思路彼此非常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过程思想的逐渐“软化”。文化系统不再被视为铁板一块的结构，偶发性和历史偶然性被考虑进来；也给认知腾出了屋子；异构和冲突成为了流行语。然而，尤其对北美来说，过程的观念依然是学术考古学的核心，甚至基础。
在我国历史上，派系竞争十分常见，对推动或阻碍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地方集团内部和地区之间的派系竞争引发了社会不平等的出现、酋长权力模式的变化、国家的形成和扩张，以及制度专业化的兴起。不同的竞争媒介涉及到宴飨、送礼、战争等，这些都涉及到资源的再分配形式。严格的系统或结构因果关系的理论都不足以分析社会变化，而把能动体为中心和以系统为中心结合起来的观点更有利于开展社会和文化变迁背后的动态过程。
卡萝尔·克拉姆利（Carole Crumley）认为，社会复杂性不一定意味着严格的等级或秩序。相反，复杂社会更多表现为“异构性”（heterarchy）：“当每一个元素相对于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没有等级划分，或者有潜力以很多不同的方式排列时，结构就是异质的”。这些不同的元素可能包括亲属群体、宗教组织、年龄段、贸易和交换的结构……根据这个观点，等级制度只是异构性一种可能的形式，实际上，大多数社会会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等级化和非等级化的形式。
权力转移是如何发生的？神权和君权之间博弈背后有着许多动态的过程，如果某个王试图开展一项活动，而占卜者予以否定，博弈就会发生，其背后的动态过程就是考古学家需要探索的研究问题。同类事件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当个人、团体和组织根据条件的变化对其重要性进行排序和重新排序时，就会留下物质证据。而如何调查这样的遗存在实际工作中还有着相当的难度。再次反观密西西比的问题，查尔斯·科布（Charles Cobb）认为，如果说对密西西比复杂性研究有个历史趋势的话，那就是它首先强调等级制度；其次是考虑社会各个分节之间的横向权力联系，也就是异构性的结构；最后，一些研究者转向了基于实践的方法，更为强调能动性和关联，而不是系统或结构。他也指出，这些视角上的变化更像是多普勒频移，而不是完全重新定向——学者们可能代表光谱上的不同区域，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忽视光谱自身的重要性，以至于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它们之间有许多的模糊地带。
理查德·布兰顿（Richard Blanton）等人用双重过程理论研究文明的进化，并将之用于中美洲的研究中。双重过程理论包括网络策略和合作策略。他们指出新进化论有两个弱点，一个是缺乏合适的行为理论，另一个是简单的阶段类型学无法解释具有相似复杂性和规模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双重过程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行为理论，指出开展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来归纳出所涉及的过程，然后将该方法应用于个案。网络策略主要涉及不同社会上层之间的网络，合作策略侧重社会本身人和人之间的关联。芭芭拉·米尔斯（Barbara Mills）将这个理论用到美西南的社会复杂性研究中，重点探索此地区史前社会领导策略的差异与变迁。美西南地区十分适合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研究，他们的发掘时间很长，某些遗址已经持续发掘了上百年；他们的“史前时代”很晚近，比如半地穴式房屋一直延续到了公元900年；该地区保存环境干燥，尤其合适做树轮断代研究。这些因素都十分利于对政治组织，尤其是与社会、仪式和经济组织交叉模式的观察。美西南被张老师称为“考古学理论的跑马场”（另一个跑马场是黎凡特）。他们的研究对我们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
合作与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已经提出了许多模型。比如从生态学、动物行为学角度思考人类行为的演化，在美国已经形成了演化人类学这一人类学的分支。这个领域在我国尚未发展起来，这是我们以后需要发展的一个研究方向，可以为考古学推理提供必不可少的桥梁。社会资源的自然特性会带来其社会属性，比如资源递减性的高低与排他性的难易会构成资源利用的不同形态。专制组织会更容易在小群体中造成社会复杂化，但也具备更大的崩溃风险，合作组织能够更持久地发展其复杂性，适应人口庞大的社会。张老师推荐大家阅读戴维·卡瓦略（Carballo）主编的论文集《合作与集体行动：考古学的视角》（Cooperating & Collective Actio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他指出我们的交叉学科不止要考虑和自然科学的合作，和许多人文科学如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都应该展开积极的交流。
联盟与共识涉及到竞争与合作，这是一种“交织策略”，比如我们在三星堆中发现了多元的文化，这应该是在整体合作与竞争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个体合作和竞争的动机是复杂的、复合的，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张老师推荐大家阅读《世界考古学》（World Archaeology）杂志2016年第1期的专辑“联盟与共识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Coalition and Consensus”）。
第三部分，社会复杂性的专题研究包括许多方面，比如复杂的狩猎采集者、食物生产、食物消费、纪念性建筑、城市化、家户、手工业、崩溃等等。张老师以第一个专题为例展开讲解。狩猎采集者并不都是简单社会，也有复杂的狩猎采集者，其特征有定居、政治整合、威望经济、宴飨、意识形态等。在人类历史上有几处尤其值得关注，比如北美西北的太平洋海岸，有丰富的水生资源但几乎没有农业；中石器时代的欧洲，充分开发水生资源，农业在欧洲南部发展很久后才进入北部；绳纹时代的日本列岛，没有农业但出现了复杂的陶器。在我国可以考虑开展舞阳贾湖、东北地区的“渔猎新石器时代”的社会考古研究，其社会复杂化可能更接近复杂的狩猎采集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文明。
塞维斯的重大贡献在于其提供了一个可批判的平台，宾福德的过程考古学也被许多人诟病，但这都是学科发展的必经阶段。所以一定要先读懂塞维斯，才能理解后来的学科演进。根据肯尼思·萨萨曼（Kenneth Sassaman）的研究，环境变化虽然是理解社会和文化过程的重要因素，但不能提供直接的社会变革的证据，比如在西北太平洋海岸，是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这种社会内部的因素而非环境变化引起了经济变迁，美国东南部土墩建造的行为需要从实践的象征和结构方面进行探索。关于社会文化形成过程的经验材料要细致理解，澄清文化复杂性的概念，最终重构人类学理论。张老师推荐大家阅读文章“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社会的考古学研究：太平洋西北海岸萨利什地区对集中化的抗拒”（Anarchism and the Archaeology of Anarchic Societies: Resistance to Centralization in the Coast Salish Region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Coast）。
在讲述北美学者对复杂狩猎采集者的研究之后，张老师又从宏观生态学的视角介绍了自己对中国玉器起源的解读。在玉器之前的装饰品——珠子，可以由许多原料制作而成，如石灰岩、片岩、滑石片岩、化石、哺乳动物牙齿、骨骼、鹿角、象牙、现生及石化的海洋和淡水软体动物贝壳、珊瑚化石等等，这些原料的共同特点就是表面平滑且有光彩。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中，骨制品和象牙制品较更早时期明显增多，这些装饰品可能代表了文化系统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进而和现代人的起源关联到一起。张老师认为，考察玉器的起源一定要回到旧石器的研究中，只有如此才会看到整个技术-文化-社会过程。目光投射到东亚玉文化，应当思考为何起源在中国东北部、是否有技术扩散的文化历史解释之外的研究框架两个问题。在近北极地区，有很多或狩猎、或驯鹿畜牧的部落，文化装饰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比例。资源的不稳定性迫使他们储备食物，储备的食物可能会形成类似债务的关系，这会成为社会复杂化的基础，而水生资源主要位于河口等资源富集区域，同时也会导致更高的人口密度，势必引起资源压力和导致不同于平等的狩猎采集者的分配模式。张老师指出，他对于宏观生态学的研究主要从宾福德的相关论述中发展而来。在框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如有效温度（Effective temperature），简称ET，这涉及到一些阈值，比如低于12.75°C时，人群不能指望实行植物资源主导的生计策略，我们可以期待狩猎采集者采取了动物资源主导的生计策略，而在水生资源富集的区域，发展类似中石器时代的适应成为了主要的备选项。
张老师在宾福德《构建参考框架》的指导下进行了建模。他认为现有的证据表明，尽管东北亚北部区域史前的狩猎采集者维持了包含狩猎和渔猎以及少量的采集的混合经济，有效温度的增加和生长季节的延长表明苔原的缩小和湿地的扩展。气候改善为高效率使用水生资源的觅食者提供了崭新的生态位，所以人类的占据和重新移居可以理解为生态位填充的过程。同时，封闭景观和大型动物的绝灭也可能推动了技术变化，从细石叶技术转变为可以加工成小型尖状器和用来处理食物资源的刀具的石叶技术。陶器的发明既可以认为是流动性下降的结果，也可以认为是水生资源利用增加的结果。不过这些观点至今还只是假设，需要今后的研究去检验。宏观生态学的研究为探讨玉器在此地的起源过程提供了背景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玉器的采用与水生资源利用带来的资源密集和人口增长有所关联，更与定居之后石器磨制技术的采用有直接关系。
于是，综合装饰品的选择与扩展的社会网络的形成、狩猎采集者对水生资源利用、石器技术的发展等视角，我们可以去理解玉器起源的过程。张老师认为这个过程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孕育过程，此间人类有许多备选材料，如象牙和其他石头等。这是一个选择过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东亚地区为什么人选择了玉，或者说是玉选择了人。物质材料也具有“能动性”，它们能够吸引人类去选择。第二步是中石器时代的诞生过程，正如前面所说，水生资源的利用与较高的人口密度需要象征符号的构建，可能已经与威望产品关联。第三步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转化过程，从中国东北地区扩散到辽西、长江流域的变化，再到后来出现了“君子如玉”的观念，这些都伴随农业社会和社会复杂性兴起之后的象征符号的重组。
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和线上同仁积极与两位主讲嘉宾交流互动，受益匪浅。最后，靳桂云老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向陈淳老师和张萌老师致以感谢。（图/讲座课件；文/赵孟坤；审核/张萌、尹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