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德国基尔大学史前与历史考古研究学院研究助理安静平博士为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师生带来题为“植物考古视角下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新石器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案例研究两则”的线上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靳桂云老师主持，共计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二十余人参加。

讲座伊始，安博士指出植物考古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古饮食、古环境、古生业经济和古农业经济方面，缺乏能够用以探讨社会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桥梁，因此希望可以在当天的讲座中通过介绍两个基于杂草研究的模型——作物加工模型和杂草生态模型——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所启发。该讲座以“定义、简史、研究案例”的顺序为主线对这两个模型进行介绍。

1.作物加工模型（crop processing model）

安博士首先指出作物加工既包含了不同的作物收割方式，又涵盖了在收割完成之后的系列作物加工活动，包括脱粒、扬场、粗筛、烘干、脱壳、二次扬场、细筛等，而其中储存这一环节在揭示古聚落劳动力分配和社会组织模式中具有重要意义，即古代社会究竟以何种形式来储存作物取决于该社会在收割农忙时期可获得劳动力的多少，以及以何种形式来组织劳动力(Fuller et al. 2014)。

随后安博士对作物加工有关的研究简史进行了梳理，她指出利用植物大遗存进行的作物加工研究开始的时间要早于利用植物微遗存进行的研究，但进入21世纪以后，后者的研究学者和研究文章数量均有明显增长。在植物大遗存研究方面，Robin Dennell是最早利用植物遗存来讨论作物加工的学者，但是基于自身的考古学背景，他讨论问题时多从考古现场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出发，例如他认为遗址中脱粒面上发现的植物遗存可以用来讨论该遗址的脱粒行为。这一过于简单化的理论被同时期的植物考古学家Godern Hillmann所批判，他敏锐的指出遗迹最初的功能不能与遗迹内的包含物直接等同。同时，基于他在土耳其地区对现代作物加工的民族学观察，Godern提出作物加工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产品和副产品可以从植物组合上加以区分，因此，遗迹包含物本身的植物组合是研究作物加工过程更重要的证据。另外一位重要的学者，Glynis Johns，一方面延续着Godern的民族学调查方法，另一方面提出了鉴定作物不同加工阶段的明确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不同属性特征（种子尺寸、重量、在穗上的依附度等）的种子在不同加工步骤中被保留下来的机率不同，例如小而轻的种子会更容易在扬场过程中被去除。Dorian Fuller和Chris Stevens在以上对杂草种子的观察中又加入了杂草种子与谷物比例这一指标，即随着作物加工，杂草的比例会逐渐降低，谷物的比例则逐渐上升。在植物微遗存研究方面，作物加工早晚期植硅体组合的不同（早期多来自茎叶，晚期多来自谷壳）被用来讨论遗址的作物加工模式。国内目前已有作物加工的研究以宋吉香老师所作的实验考古和民族学观察最具代表，她的工作延续了前述Godern Hillmann等学者的思路，在对山东地区粟黍加工进行民族学观察的过程中记录了带壳/不带壳以及成熟/不成熟粟黍在鉴定早期扬场产品和副产品中的意义。

借鉴前人对作物加工的研究，安博士通过对河南新砦遗址农田杂草遗存的分析，研究了该遗址在新砦期时期劳动力的分配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An et al. 2021）。研究材料来自该遗址2016和2018发掘年度采集的约220份浮选样品，以及来自19个灰坑的约60份植硅体样品。植物大遗存和植硅体遗存记录的该遗址内的农作物包括不自由脱粒的粟黍稻和自由脱粒的大豆。研究显示该遗址的上述农作物均更有可能以半加工的形式储存，即粟黍以小穗的形式储存，水稻以整颗植株带茎叶的形式储存，而大豆则是在过粗筛前就被储存起来。同时，和新砦遗址相比，同时期的东赵遗址在水稻加工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东赵遗址的水稻遗存多来自稻壳，反映了作物加工的后期阶段，而新砦遗址的水稻遗存更多来自作物前期加工的茎叶。将上述结果与劳动力分配相结合可以发现，东赵遗址在水稻完成收割后进入储存前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进行加工，而在日常消费时只需投入少量劳动力进行加工（图1）。其他学者的研究显示，这种劳动力分配在不同聚落间的差别目前在中原地区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在更早的仰韶文化时期，各个聚落更倾向于在收割结束后集中劳动力集体加工，之后以相对干净的谷物/谷粒的形式储存，进入龙山以后，有些聚落沿袭了仰韶时期的加工模式，而有些聚落则转变为农作物在储存完成之后更多的以小规模的劳动力在较小规模的范围内（比如在家户基础上）进行日常加工，这种差异一直延续到二里头时代甚至商代（Fuller and Zhang 2007; Zhang et al. 2010; Song et al. 2019）。据此推测，新砦时期的中原地区很有可能在劳动力分配和社会组织模式上延续了龙山文化时期聚落间的这种差异性。

图1水稻在新砦遗址和东赵遗址进入储藏环节前后所需要的不同的加工阶段（安静平绘制，基于Fuller et al. 2014图10，11）

2.杂草生态模型（weed ecology model）

随后安博士介绍了讲座的第二个基于杂草研究的模型—杂草生态模型。她首先指出农田杂草可以被用来指示作物的生长环境条件，也可以被用来研究农田管理行为，例如耕锄、除草、施肥、灌溉等。根据农田管理行为的强度可以将作物栽培制度划分为集约型和粗放型两类。前者是在单位土地面积内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提高单位产量，人类对单位面积的农田的管理强度较高，而后者则将精力更多投入在扩张土地面积上，因而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管理强度较低。

安博士将杂草生态学的研究简史简单归纳为三:植物社会学（Phytosociology）、个体生态学（Autecology）以及功能性个体生态学（Functional autecology）。植物社会学以Glynis John为代表，Glynis将其在希腊地区现代农田中观察到的杂草根据生态环境的不同归入Chenopodietea和Secalinetea两个聚落群。杂草因此可以被视作一个社会团体，根据杂草之间的伴生关系来还原生态和作物栽培信息，但是该理论忽视了人类行为和时间因素对杂草组合的干扰。个体生态学的代表是Heinz Ellenberg及其提出的Ellenberg的数值（Ellenberg numbers/ values）。个体生态学将重点放在单个杂草种属上，通过被赋予不同的数值，每个种属都被用来指示气候和土壤信息，但该方法要求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样品在不同的生态气候区建立现代植被数据库。功能性个体生态学以Amy Bogaard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在不同气候区内采集现代农田杂草样本，发现在相似的气候区内，农田杂草的形态在不同的栽培制度下会产生差别，因此杂草形态（如植株高低，树冠大小，根系的形态等）具有功能性并且特定的功能性特征可以与作物生长的生态环境信息对应起来。

已有研究显示作物栽培制度不能与社会复杂化模式简单直接对应，集约型栽培制度并不代表更复杂的社会，粗放型也不代表发展层次较低的社会（Bogaard et al. 2018; Hamerow et al. 2021）。受此启发，安博士利用杂草功能性个体生态学理论，从农业的角度尝试解释新石器晚期海岱东西部社会发展程度和人口密度变化的不同现象（An et al. 2021）。该研究首先注意到了海岱东西在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的不同。聚落考古研究表明，相比多为二级聚落系统的西部地区，海岱东部在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发展了更为复杂的三到四级聚落系统（Liu and Chen 2012）。同时，聚落数量的比较研究显示东部地区聚落与人口的减少可以追溯到龙山晚期，而同时期西部地区的聚落和人口数量不降反增，到岳石文化时期才呈现出下降趋势（栾丰实2016）。此外，该研究还注意到了由4.2 ka BP气候事件为海岱地区所在的中国北部地区带来的干冷气候影响。因此，该研究需要解决的研究问题可以被总结为，古代农业在这一研究区域的社会和人口发展中发挥着怎样的角色，又与4.2ka BP气候事件有着怎样潜在的联系。该研究基于来自海岱地区25个龙山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与杂草相关的杂草生命周期/生命形式（Life span/life form）、花期长短（Flowering length）、土壤要求（Soil requirement）和生长习性（Growing habitat）信息被用来指示作物的生长环境及栽培制度。杂草的生命周期和花期长短被用来指示土壤受干扰的情况，伴随着人类干扰程度的不断增加，多年生/两年生农田杂草和短花期的农田杂草的比例则会不断下降（Bogaard 2002;Charles et al. 2002）。海岱地区的研究中发现西部地区有更多代表较低土壤干扰的多年生/两年生杂草，而且东部长花期的农田杂草的比例高于西部，以上说明来自东部的龙山先民对农田的干扰程度要高于西部（图2，3）。同时，西部多年生杂草的比例从龙山早期到晚期有明显上升说明粗放型农业在该地区到龙山晚期有所扩张（图2）。此外，在该研究中，农田杂草的土壤要求还被用来指示土壤的肥力。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土壤的肥力远低于海岱东部地区。同时，按照不同生长习性对杂草的分析显示，西部遗址内发现大量来自山地和林缘草地等非农田区的杂草，结合上述所有证据推测，该类非农田杂草很有可能代表着与粗放农业有关的土地扩张行为（图3）。综上，海岱东部地区可能形成了长期的精耕细作的栽培制度，而西部地区在进入龙山晚期之后则投入了更多的粗放型农业。之后，安博士还简单介绍了海岱东西部农作物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她指出这一时期海岱东西部地区分别形成了以稻作和粟黍栽培为主的不同的农业结构，这种农业结构从龙山早期到晚期没有明显的变化;油料作物方面，海岱东部地区整个龙山时期均采集野生油料植物，而西部地区从早期到晚期出现了从采集油料植物到栽培油料作物的变化。

图2海岱东西部农田杂草按照生命周期的比例分析

图3海岱东西部杂草按照生长习性的百分比分析

加以总结，在干冷气候事件发生之前的龙山早期，海岱东西部作物栽培制度相似，均以集约型农业为主，但农作物种类不同，这很有可能与两地不同的自然环境，尤其是自东向西递减的自然降水量有关。而且稻作的生产力至少是粟作的两倍，因此东部地区很有可能依靠更高产的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在早期支撑着更复杂的聚落系统。然而干冷气候事件发生以后，由于粟作农业比稻作农业更有利于应对恶化的气候条件，而且西部积极栽培油料作物，同时扩大了粗放型农业，所以食物生产更为稳定，可以为稳定的人口提供保障。相反，东部地区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不仅在气候干冷时产量降低，而且伴随着人口的下降，原本需要大量劳动力维持的稻作生产会进一步降低产量。

最后，安博士对上述作物加工模型和杂草生态模型的阐述进行了总结并且指出两个模型在研究如劳动力分配，聚落社会组织模式，人口密度变化，社会复杂化发展等一些社会话题中的意义。在之后的自由提问环节中，安博士细致地回答了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靳桂云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高度评价了安博士的研究思考与成果，认为讲座中提及的两个模型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该方法在实际案例分析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启发年轻学者思考在后期研究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讲座的最后靳老师代表全体参会师生对安博士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

【文：乔小桐 审核：安静平 责任编辑：孙士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