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3日下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13期）之“Traditional and Ancient Animal and Plant Husbandry in Mediterranean Europe”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考古学系的Paul Halstead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靳桂云教授主持。
Halstead教授首先为听众介绍了地中海的概况。欧洲的地中海区域均属于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的地中海气候区，此区域的大部分都分布有高山和丘陵地形，而且周围被地中海所包围。教授的主要研究区域就是在爱琴海一带的希腊地区。
接着Halstead教授定义了“traditional”的含义，他认为 “传统”一词意味着“机械化之前的”的状态。那么对现代社会遗留的传统农业进行观察（也就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对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又有哪些启示呢？伴随着问题的提出，教授对他多年来在希腊地区所做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分享和展示。
Halstead教授首先从前人的研究谈起，介绍了E. Semple和F. Braudel等人对地中海传统农业的研究成果。前人的模型认为地中海传统农业受气候和地形影响，分为高山农业、丘陵农业和平原农业三种不同的形式。高山农业属于转场牧业（transhumance）的一部分，夏季时牧民会将绵羊赶往高山牧场。丘陵农业被果园所占据，主要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两种经济作物。平原上则主要种植谷物（小麦和大麦），当收获完成并耕地之后会进行撂荒（bare fallow），处于撂荒时期的地块会被用作冬季的牧场。撂荒的时间通常是一年，农民认为这样再播种作物就会吸收两年份的雨水。
Braudel等人认为，由于气候和地形等自然环境是长久不变的，机械化之前的技术水平也没有显著的变化，因此上述三种农业土地利用方式也是“永恒不变的（timeless）”。然而Halstead教授在对模型中的三种类型一一作了调查检验之后认为，传统模型是不准确的，我们在采用前人成果时要采取审慎的态度，避免不加验证地一并接受。
从与当地百岁老人的谈话中，Halstead教授得知，通常只有大户人家才会采取撂荒的策略，田地少的小农户没有能力来支持撂荒的行为，这样做会导致粮食产量不足。但小农户会将谷物和豆类轮作以提高土地肥力。在实地考察时，Halstead教授发现丘陵地带很多果园中的果树都很年轻，上百年的果树都分布在果园边缘地带，果园中部是种植谷物的田地。在和农民交谈之后他得知专业的大果园依靠的是国际市场，而小果园采取的是“什么都种一点（’a little of everything’）”的策略。同样地，在对相距仅5公里、海拔位置近乎一样的两个高山村庄进行实地调查后，教授发现这两个村庄采取的生计方式也不一样。一个村庄采取的是混合农业，农民饲养的小畜群定点放牧，冬季时将它们养在棚户内；平时每家每户种几亩薄田，属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另一个村庄则采用转场牧业，饲养大群牲畜，在冬季时赶往平原上的大庄园中；这个村庄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靠出售奶酪、羊毛等产品来换取粮食。
上述三个案例的共同点在于，每个地形区的土地利用方式都是由土地所有权的大小决定的，而相对于气候、地形和“非机械化”的技术来说，土地产权是极易发生改变的，因此土地利用方式也是非常容易发生变化的，而明显不同于前述的永久不变的农业生产模型。
Halstead教授总结道：在研究史前时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加验证地使用前人的模型，要仔细分析传统模型中的各个组成要素，在检验过后依据实际情况将其组建成新的可用的模型；而在新的模型建立起来后我们也要想方设法地从各个角度、利用各种方式去检验这个模型。比如下面介绍的教授自己建立的模型就是如此。
Halstead教授的模型是针对欧洲地中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建立起来的。在这一模型里，他剔除了市场和大土地所有权这两个影响因素，将平原和丘陵地带的农业统一看作是园艺种植业，具体方式是谷物-豆类轮作。而且他早期认为新石器时代欧洲地中海的农民很可能采用集约化的人力耕作和施肥方式，不用畜力。但后来他又修正了这一看法。
为了检验这一模型，教授分别从动植物遗存、孢粉、杂草功能生态学、δ15N数值及民族学方面的证据出发，做了验证性的工作。
第一，欧洲地中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作物组合中，豆类和谷物一样常见，因此谷物-豆类轮作的模式是可能存在的。
第二，孢粉证据显示，该地区的自然植被在新石器时代受到人类活动的扰动很小（几乎不见扰动痕迹），因此该时段的农业活动规模应该很小很分散。
第三，此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动物遗存中，成年牛几乎都是雌性。Halstead教授早期受Sherratt的影响，认为欧洲地区用牛耕地的传统始于青铜时代。但根据他后来所做的民族学的调查，他发现在实际的农业生产里用母牛耕地也是很常见的情况，虽然母牛的耕地效率最多只有阉割公牛的一半，但这提示了他新石器时代用母牛耕地的可能性的存在。母牛虽然生产力低，但是对于小农户来说耕地是足够的，而且它们甚至在怀孕时也能耕地，还能产生后代和提供牛奶。相比之下，阉牛生产力虽然很高，但农户还是要购置母牛来承担繁育和产奶的功能。而且这么高的工作量显然对应于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场景，这暗示了不平等的（土地或劳动力）所有权的存在。在与希腊农民交谈的过程中，Halstead教授还注意到，相较于购置成本，牲畜的饲料供给问题才是决定一户家庭养不养耕牛的原因。
第四，杂草功能生态学和δ15N的证据显示新石器时代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农业确实是集约化生产的模式，这是最新的方法，也是相较于前述证据来说最直接正面地证实集约化农业生产的研究成果。
在上述模型之外，民族学研究还给了Halstead教授更多的启示。比如关于食物相对价值的思考。教授在和当地人交流中得知，当地的食物分为三类高低不同的等级：富人吃的是面包小麦和硬粒小麦，以及用它们制成的精制面粉（white flower）；穷人吃的是大麦和玉米，以及用它们制成的或含麸皮的粗面（brown flower）；牲口吃的是燕麦和小米。但在收成不好的时候，穷人会吃燕麦和小米，而富人则会去吃穷人吃的粗面和粗粮。若是地里的庄稼长势坏得没有收获价值，农民就会把牲口放进地里让它们去吃庄稼。因此养了牲口的贫苦家庭在荒年不至于毫无粮食可吃，而那些没有养牲口的农民就会连燕麦和小米都吃不上。由此看来，饲养牲畜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有助于应对生计失败的风险。
另外，大麦和小麦混作也是应对生计风险的一种策略。年景好时小麦自然会丰收，若是雨水不足，大麦就成了主要收获的对象，因为它们比小麦耐旱得多。相应地，在加工处理时，农民会依据时间、精力及收成的好坏来决定是否精心处理大麦。
在讲座部分的最后，Halstead教授总结道：
1.我们总是利用最近的历史去推测遥远的历史，这是因为除此以外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
2.我们需要将传统农业分解以评估其不同要素与古代农业的相关性；
3.我们需要用各种不同方式来研究非机械化的传统农业，然后建立起完善的模型；
4.在做民族学调查时，我们需要了解农民应对社会变迁作出的各种决策行为，这有利于我们推测古代先民的行为模式。
之后教授对听众的提问进行了解答，并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热烈而友好的讨论。讲座持续了两个小时，老师与同学们都意犹未尽，与教授约定接下来通过邮件的方式继续相关问题的探讨。此次讲座采用腾讯会议在线形式，哔哩哔哩同步直播，吸引了众多来自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师生以及全国各地考古文博单位的同仁参会。（撰稿：段绮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