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9日下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14期）之“汉代崖墓开凿技术的来源：一种假说”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陈雪香和马清林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张良仁教授提出我国汉代崖墓的开凿技术是外来的。他认为，在考古研究中，我们既要考虑我国文化本地起源的可能性，也要考虑外来的可能性。为此我们需要放眼世界，学习世界考古，研究世界考古。

我国的汉代崖墓是一种独特的墓葬，广泛分布于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多数开凿在长江、大渡河、岷江等河流及其支流两岸的峭壁和山坡上，数量较多，仅四川省保留下来的就有几万座。张良仁教授以麻浩M1和M8为例，介绍了这些崖墓的结构和雕刻以及开凿方式。麻浩崖墓开凿在砂岩中，岩质松软，墓壁规整，可能是采用冲击式顿钻法修建的。根据其中的纪年题记，大多数崖墓的年代大多为东汉中晚期。

比四川崖墓时代更早的是徐州地区的西汉崖墓。张教授介绍了其中的狮子山汉墓和龟山汉墓，这些崖墓开凿在石灰岩山中，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规模庞大。为了防盗，墓道内填充了巨大的条石；为了弥补墓壁上的空洞和裂缝，开凿槽口并填充条石，这些掏挖、挖槽和条石开采和切割非常精确，表明这一时期崖墓的设计和施工已经相当高超。

图一 麻浩M1崖墓

崖墓是我国汉代新出现的一种墓葬，与传统的竖穴墓截然不同。崖墓开凿涉及的掏挖墓道、填补空洞和裂缝、开采和切割条石等技术可能是外来的。对于我国崖墓的来源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学者色伽兰就曾提出来源于埃及、西亚和伊朗等地的假说，上述有关开凿技术的讨论支持这个假说。张良仁教授认为，从地理距离和年代距离来看，我国汉代崖墓的开凿技术的来源还存在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印度。

法国学者提出上述假说是因为在埃及、西亚和伊朗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崖墓。在波斯波利斯宫城遗址，人们用巨大的条石垫成大平台，然后在其上建造阿帕达纳宫、百柱宫和藏宝区等。该遗址使用的大型石柱、石雕和条石，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建筑设计、石料开采、搬运和切割技术；其年代为公元前550-330年。在西亚，大型石材开采和搬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PPNA和PPNB期（9600-6200BC）。与波斯波利斯同时期的纳赫什·儒斯坦的波斯国王崖墓则体现了高超的掏挖和雕刻技术。位于乌拉尔图凡·凯尔墓地悬崖东侧半山腰的崖墓年代要早于纳赫什·儒斯坦，年代为公元前9-6世纪。但是这种崖墓与乌拉尔图王国的其他墓葬不同，学术界推测它是外来的，与耶路撒冷、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的崖墓相近。而崖墓最早出现在埃及，其中上埃及的古王国时期的白庙墓地发现的简单崖墓，年代为公元前三千纪末。

图二 波斯波利斯遗址

印度的Lomas Rishi石窟，属于印度时代最早的一批石窟，开凿年代为公元前273-232年，其开凿技术可能来自于阿契美尼德帝国。时代稍晚的巴雅石窟群，雕刻年代为公元前100-70年。其中12号窟模仿了当时的木构建筑，大厅为马蹄形，内有一圈八棱柱，最里面为一佛塔。虽然印度的古代石窟和徐州崖墓在形制方面很不相同，但是依然不能排除徐州崖墓的开凿技术来自印度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技术可能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但是这种看法至今没有直接证据，只是在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发现了与印度巴雅石窟类似的八棱柱，上有佛像浮雕，但是年代为东汉晚期或三国时期。连云港市孔望山的佛像年代也较早，不过争议较多，有可能是三国时期的。

图三 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八棱柱

张良仁教授随后讲解了佛像的兴起和传播过程。在孔雀王朝和巽伽王朝时期，虽然在桑齐的大佛塔上出现了华丽的浮雕，但是没有出现人形佛像。人形佛像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出现在犍陀罗地区，带有浓厚的希腊风格；同时，方形塔庙寺院大量出现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和贵霜王朝的城市中。由于贵霜王朝的大力支持，佛教僧侣带着佛教产生的建筑和造像艺术等进入中国的新疆和甘肃等地，但是似乎没有到达徐州地区。而徐州地区的崖墓开凿技术和佛像更可能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但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实。

讲座最后，张良仁教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解答。马清林教授对讲座内容做了简要总结，并代表参会师生向张良仁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本次讲座采用腾讯会议在线形式，吸引了众多来自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的师生以及全国各地考古文博单位的同仁。（撰稿：阚颖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