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5日下午，文化遗产研究院长风论坛（鳌山028期）之“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吴越早期历史的构建”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先生担任主讲嘉宾，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青教授主持。

徐良高先生认为考古学文化、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是三代历史（或称原史时代历史）研究中的三类重要史料。如何看待这三类史料、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原史时代考古的根本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历史学本质的认识。在本次讲座中，徐良高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分布于东南地区土墩墓考古学文化，讨论的时间范围设定为早期历史阶段，即商末周初至春秋早期，讲座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东南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讨论”。若完全从考古学物质文化面貌来看，商周之际至两周之际的东南地区存在一支极具自身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即土墩墓文化，其基本物质文化特征包括土墩墓、原始瓷、印文硬陶和具有一定自身风格的青铜器组合。

虽然主体面貌具有一致性，但如果从细节尤其是陶器的异同来看，这一考古学文化也可以分为若干亚区。徐良高先生基本赞同将东南地区土墩墓划分为三个文化亚区的观点，即宁镇区（东临太湖地区，南至黄山一带）、太湖——杭州湾区（西靠茅山东至舟山岛，北临长江，南抵天目山至天台山一带）和黄山——天台山以南区。三个考古学文化亚区的形成除了受不同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外，也是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及所受不同周边文化影响的结果，尤其是陶器等日常实用器物方面。

如果我们摒除传统文献记载的影响与诱导，以考古学本位来认识东南地区土墩墓文化，分析其文化遗存，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从所处地理位置看，重要城址和墓葬均位于西部、北部和南部的山间盆地之中或丘陵高地之上，或占据交通要道，或控制较大的山间盆地，或位于如铜矿、海盐等重要资源产地附近，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从城址和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状态看，均散布于文化区内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山区和丘陵高地，未见分布于环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地区的。从散布多地现象看，虽然土墩墓文化已经是个复杂化社会，但到底是一个政治体一个中心还是多个政治体多个中心尚难以说清。

第三，若纯粹从考古学文化内涵，即以土墩墓、原始瓷、印文硬陶和青铜礼器与兵器等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面貌来看，东南土墩墓文化有很强的一致性，只有一个考古学文化，不同的文化亚区不过是不同地理环境、陶器文化传统和周边文化影响的结果，不能代表国家政治体，我们很难从中分出西周时期的吴越两国。

第四，从东南地区融入商周“青铜礼器文化圈”这一现象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扩展过程。从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来看，东南土墩墓文化已初步融入周王朝“青铜礼器文化圈”之中，对青铜礼器所象征的礼乐文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制度和祖先崇拜信仰等文化大传统己有明确的认同和接受，初步融入了华夏文化圈之中，为东周时期吴越文化华夏化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与文化大传统日渐趋同的同时，吴越地区一直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文化，即文化小传统。

第二部分是“宜侯夨簋铭文的出土与释读”。迄今为止，东南土墩墓文化区内共发现5件带铭文青铜器，即丹徒烟墩山M1出士的宜侯夨簋、母子墩墓的伯簋、屯溪M1的“□父己”尊与M3的“□公作宝尊彝”提梁卣、余干出土的应监甗。

其中宜侯夨簋是信息最为丰富的一件，宜侯夨篮的具体年代和铭文解读众说纷纭。直到唐兰、李学勤等先生，才将“宜侯”与“吴”相联系，但是目前没有在学界成为定论与共识。如果我们接受宜侯夨是早期某位吴侯，烟墩山一号墓是这位吴侯的墓葬这一观点，那么宜侯夨簋无疑是他的随葬品，铭文记载了西周初期改封虞侯于宜，建立吴国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周初吴国封邦立国于镇江一带的重要证据。以此为重要依据，我们可以将分布于宁镇地区的以土墩墓为代表的西周时期文化遗存推定为早期吴文化，早期吴文化中心就在宁镇地区。后来，随着吴文化发展强大，才将政治中心向南迁到苏州、无锡一带。

不过，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并不同意将宁镇地区的西周时期文化遗存解读为早期吴国与吴文化遗存。他们认为西周时期的吴国与吴文化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未解之谜，如刘建国先生从怀疑宜侯夨簋吴器说开始，认为宜侯夨簋铭文记述的地望不在今镇江一带，宁镇地区西周墓葬的形制、陪葬品等方面也与周礼不符，与宗周人群无关。他提出，从葬制与随葬品的文化因素上看，烟墩山一号墓的主人应是这地区的土著首领或方国君主，当地族群为朱方族群最有可能，只是后来在吴国对外扩张中被兼并，宜侯夨簋不过是朱方国与宜国战争中所俘获的宜国重器。

总之，关于宜侯夨簋的出土背景、器物来源、铭文释读，观点多元、尚无定论。

第三部分是“文献中吴越两国起源和早期历史叙述的构建”。徐良高先生认为对文献文本的深入探讨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地处理文献记载与考古学发现之间的关系能够合理地阐释考古发现，纠正考古学研究中的“证经补史”思维方式。

吴越两国的历史记载主要见于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国语》和汉代的《史记》、《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传世文献中。据文献记载，越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夏，但是在文献中，越国的早期历史和世系，文献无载。相比于越国，吴国的早期历史和世系在文献中有较系统的记载。

如果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对应起来看，尽管东周时期吴越两国物质文化无疑基本均传承自西周时期的土墩墓，但文献中越国王系缺失的现象与考古学文化所显示的本区域内西周时期多个政治中心和自称“伯”“某公”“某父”的高等级人群存在的现象不一致，呈现出一种文化有传承而王系却断裂的现象。这是否说明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王室与这些早期政治中心和统治家族之间没有继承关系？恰恰是越国的兴起导致早期分布于南部的多个区城政治中心和政治体的衰落？

与越国不同的是，吴国在起源上虽然虚构了来自周王室的神圣祖先，但吴国王室本身有自己悠久的家族统治基础和清晰的王系传承。至于吴王室的早期统治核心对应于东南地区哪些商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至今还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也许宁镇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不失为一种可能性，但尚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

对于以上有关吴越两国来源和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徐良高先生梳理了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对吴越两国来源和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的论述，指出很多学者对吴越两国的说法都有疑问，认为存在大量伪托之辞。历史文献证据也有所体现，如春秋时期的《春秋左传》贬称吴国统治者是“吴子”，不认同其华夏属性，直到战国文献才出现“吴王”的称谓。直到西汉，吴为周人太伯、仲雍后裔之说才成定论。徐良高先生引用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和王明珂的观点指出，为了当代的现实需要，集体历史记忆不断被重构，而记述记忆的文本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内涵。

第四部分是徐良高先生根据上述研究得出的“几点认识”。

首先，考古学提供了不同于文献记载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史料和古史叙述体系。对于考古学研究来说，应该建立考古本位的框架和历史叙述体系，力避“证经补史”的思维方式和文献导向的研究及由此产生的对考古资料的选择性关注与简单化解读，考古本位的史学研究会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元的历史阐释与构建。

其次，对于文献记载，尤其是原史时期的历史文献，我们不能轻信并不加分析地简单引用，而应该首先进行文本分析，即考察文献形成的时代与背景（谁记述、为何写、客观真实性如何，等等）。对于金文也应如此。

第三，对于古史研究中的文献与考古结合，首先应该区分不同的概念及其内涵，通过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我们可以看到地域文化特征、传承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动等，也可以看到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结合，应先做到相对独立的研究、判断，构建相对平行的历史叙述体系，然后再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点，进而将两者整合起来以构建更为全面、可信的历史叙述体系，而不应在一开始就将两者变为互相解释、互为证据的循环论证关系。

第四，考古研究是对考古发现的解读，古史叙述是对历史过程的建构，史学研究离不开史家的阐释，不同的史家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与建构。

讲座的最后，徐良高先生对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悉心解答。王青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简单总结和致谢。本次讲座采用腾讯会议在线形式，吸引了众多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师生及全国各地考古文博单位的同仁参加。（文/刘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