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日晚，文化遗产研究院长风论坛（鳌山029期）之“晋南地区晚商遗存及其相关问题”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小三副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青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中，陈老师通过对晋南地区闻喜酒务头墓地、绛县东吴商墓、浮山桥北墓地等发现的晚商遗存的细致分析和总结，从而获得了有关墓葬年代、主人身份以及晚商考古学文化分布与遗址性质等重要信息。之后，陈老师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中的发现收获进一步延伸到了其他区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半地穴式建筑群的文化来源和性质做出分析。
陈老师首先从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讲起。闻喜酒务头墓地共清理了带墓道大墓5座，其中仅有M1保存完整，其余4座全部被盗。M1整体呈南北向，跟典型商文化墓葬特点没有太大差异，唯一不同为墓道开在长轴方向，根据M1墓室出土的分裆鼎以及1件尊配2件卣的搭配等证据判断M1在殷墟墓葬中年代较晚。
随后，陈老师将陕西省公安厅追缴回有关闻喜酒务头墓地的青铜器进行了分组。首先将带有相同铭文的1件大圆鼎和2件方鼎的组合归为一组，并与殷墟三期偏晚的郭家庄M160、殷墟四期大司空M303、刘家庄北M1046出土的铜器组合进行了比较，可以参考以上墓葬认为这一类铜器组合墓葬年代应在殷墟四期。
另外还有一组拥有独立铭文的器物，共有2件斝、1件罍、1件方彝、2件觥。铜器组合上的铭文与“翌”相似，但是否为同一字仍有待商榷。根据方彝和斝的形制与纹饰特点判断，本组器物年代也应在殷墟四期。
其中，带“天黽亚
献”铭文的铜器分组是较为复杂的。根据目前见到9件带这类铭文的觚，其中7件是体型较大的带扉棱的觚，2件是常见的小圆觚。两类觚献字的写法不同，与形制匹合。在吴镇烽先生所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也可以找到相同铭文的方鼎和卣。根据器物的形制、铭文写法与排列方式的不同，陈老师将此类铭文铜器分为了两组。第一组共有7件觚、1件方鼎、1件卣、1件斝，本组器物中斝的年代信息相对明确，根据斝的个体较大、纹饰延续到口沿下部的特点判断年代应在殷墟三期偏晚，大概与郭家庄M160年代相近；第二组器物共有2件觚、1件盘和1件卣，吴镇烽先生所著书中也记录有疑似带有相同铭文的两件觚，因此本组器物中觚的数量可能已发现有4件；另外还有两组难以进行分类的器物，一组带有“天黽”、“母巳”铭文的器物，另一组只带有“天黽”铭文，可能受制于铭文空间有限等因素，很难确定这些器物与已经明确的带有复杂铭文两类器物的关系。
以上明确分组的有四组器物。其中带有“天黽亚
献”铭文，并拥有方鼎和7件带扉棱的觚的一组现实的年代最早、级别最高，可能出自酒务头墓地当中最大的M5。根据铜器铭文分为的四组器物可能与被盗的M2-M5四座墓葬具有对应关系。
接着，陈老师接着对铜器铭文如何理解给出了详细的解释。在天黽亚
献”铭文中，“天黽”现在普遍认为是族氏铭文；“亚
”的称谓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通过甲骨文记述可以确定其是对一个族的称呼；“献”字同样存在于带有“天黽”铭文的西周康王时期的献侯鼎上，对于铭文中出现的“献侯”，陈老师倾向于将“献”理解为地名，由于康王时期离商代并不久远，献侯鼎铭文中同样出现了“天黽”族，因此推断“天黽”族在西周时期仍有一支分封于献地，称为献侯。
晋南地区发现的另外一处晚商墓地是浮山桥北墓地，该墓地共发现5座大墓，全部被盗。临汾公安追缴回2件带有“先”字铭文的铜器，北京保利博物馆内也同样收藏有两件带有“先”字铜器，此外海外还见有一批带“先”铭的铜器。其中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的先斝的个体较大、造型舒展，与妇好墓发现的大圆斝基本相当；先方彝盖面弧面。根据以上特点总结这一群器物大致在殷墟二期。甲骨文中同样存在“先”的记述。
陈老师在介绍绛县西吴墓地发现的同时，给出了自己对壶和卣区别的意见，认为从古文字字形来看，壶自始至终都在突出“脖子长”的特点，因此不管器物有没有提梁，只要具有“脖子长”的特点即可称之为壶。
根据晋南地区遗址的发现来看，与商文化关系密切的铜器群基本沿山分布，这种分布显然有在对抗吕梁山内以石楼县为中心地区，具有边防的性质。其中酒务头墓地的性质可能更加丰富。张光直先生指出，晋南地区有盐池、丰富的铜、锡矿藏资源，在商王朝和西部及北部地区的异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扮演了活跃的角色。酒务头墓地所在的位置正好处于从洛阳经过垣曲盆地到晋南地区的交通线上，是运城的池盐以及中条山的矿料转运的中心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酒务头墓地代表的族群，很可能相当于文献中记载的“男”或“任”，主要的职责可能与盐及矿料的运输有关，当然任何一个聚落的功能一定是多重的，分布在商文化西北边缘的这些据点，除了重要资源的转运之外，军事防御必然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
关于吕梁山地里的族群问题，邹衡先生认为，晚商时期的土方就在现今的石楼附近，山西吕梁山地所见的晚商铜器群应该包含了土方、
方等族群；李家崖遗址发掘之后，戴应新先生曾指出，甲骨文中记载的鬼方、土方、
方等民族，都属于李家崖文化范畴，其中鬼方主要分布在黄河以西，土方主要分布在山西石楼及其周围，
方主要分布在吉县、永和一带；曹玮先生认为，黄河西岸的陕北地区发现晚商铜器群应是甲骨文和金文中提到的鬼方遗存，黄河东岸山西中北部发现的晚商铜器群应是甲骨文中记载的
方遗存。殷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商王武丁时期，相当于考古学分期的殷墟一期到殷墟二期。从青铜器的出土情形来看，在黄河东岸吕梁山地区发现的铜器群，年代集中在殷墟二期左右；而黄河西岸地区发现的晚商时期的铜器群，有不少年代属于殷墟三、四期。这种记述，可能与周人将黄土高原的异族人称呼为鬼方相关，而商人多将他们成为
方、土方等方国。因此，这可能是周人与商人对相同的一群人的不同称呼。
最后，陈老师将晋南地区的发现应用到解释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性质当中。孝民屯墓地M776发现的带有花边的肥袋足陶鬲是李家崖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另有施杂乱交错绳纹的陶鬲，瘦高接近筒形，这种样式和施纹风格与安阳商代鬲完全不同，应与山西晋中地区有关。
根据汾阳杏花村遗址出土的陶鬲开看，在最晚二里岗时期晋中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形制与施纹方式与商式鬲不同的肥袋鬲、筒腹鬲。陈老师认为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半地穴式建筑群的性质应与裘锡圭先生所著的文章《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一文中所介绍的一样，房屋所住人群应是从晋中或者晋中偏南地区迁移而来的人群。
讲座结束后，陈老师就参会师生所提的殷墟马车的由来、商代人群对晋南地区自然资源的控制以及更广泛的青铜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回答。王青教授对讲座内容做了简要总结，并代表参会师生向陈老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
本次讲座采用腾讯会议线上形式，吸引了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的师生以及全国各地考古文博同仁及爱好者300多人参加，起到了良好的文化传播效果。（文/范寅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