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3日上午，应山东大学之邀，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加里·费曼（Gary. M. Feinman）教授与夫人琳达·尼古拉斯(Linda. M. Nicholas)女士与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师生进行了线上座谈，座谈内容主要围绕着山东大学师生们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座谈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教授主持。

费曼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选择在中国做聚落考古研究的缘起。他指出在瓦哈卡河谷的工作让他充分认识到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对于认识深入城市和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在阅读中他也意识到中国对于早期文明研究的重要性。受山东大学方辉教授、栾丰实教授和耶鲁大学文德安教授等学界同行的邀请，他在1995年时前往鲁东南地区进行区域系统调查。费曼教授指出在调查中我们可以获悉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帝国的兴起，并将其与世界其他地方做比较研究，《早期文明比较研究》一文即是他对相关研究的思考（《考古》2001年第10期）。

费曼教授还谈到了在中国与南美地区做考古调查所面临的问题与采用的方法之异同。首先是由于瓦哈卡河谷与鲁东南地区历史上的人口密度与土地利用率是不同的。在瓦哈卡河谷我们很容易在地表发现遗址和陶片。在1521年西班牙人到来之后，由于疫病的大流行，人口大量下跌，许多前西班牙时期的聚落都废弃了，因此在1520-1800年瓦哈卡河谷的居住人口较少。但在中国情况却很不一样。鲁东南地区在过去5000年甚至更久远的时间范畴里，人口密度一直较高，在这一地区人类的活动十分频繁。因此在鲁东南地区进行调查时就需更加谨慎，所要做的收集工作也更多。除此之外，在瓦哈卡河谷，现在地表依然可以看见许多前西班牙时代的遗迹，但是在山东除了个别汉墓封土依旧可以观察到外，这种地表可见的遗迹已经十分稀少了，所以在中国我们的系统调查工作难度和挑战也更大。

关于与聚落考古重要性的问题，费曼教授认为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方法是二战后至今考古学界最重要的进步之一。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例如人口、食物获取、城乡关系等；第二，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为考古学家们理解考古数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在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开展之前，人们通常认为一个地区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共性，并用一个典型遗址代表一个地区，但是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让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并且，由于系统调查的出现，考古学家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人工制品，他们必须看到一个地区内人工制品和生物资源的分配问题，因此考古学家们必须完成从分类思考（categorical）到理性思考（rational）、网络思考（network）的转换，我们必须考虑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

费曼教授就如何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的进行对应研究的问题也做了回答。首先，他认为在中国我们十分幸运可以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做对应研究，因为考古与文献所提供的信息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做简单的对应。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独立研究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然后再进行比较和对应研究。因为文献记载对于过去的反映并不全面，更倾向于对特权阶级的记载，并且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对平民的日常生活记录缺失。在很多情况下，文献记载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其真实性存疑。但是考古材料聚焦于日常生活，更具有整体性的视角。

方辉教授进一步指出文献与聚落考古材料的印证，是聚落考古中国化的重要问题。鲁东南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把秦汉纳入考察的范畴，并获得了重要的发现。琅琊郡是秦始皇东征后，在沿海地区安插的最重要的郡治，文献记载秦始皇移民三万户，使这个地方迅速成为一个大都市。根据团队的调查推算，此地人口在15-16万，按照一户五口人来算，正与文献相合。随着调查区域的扩大，我们的团队发现，很多一级聚落应该与县城地望相合。文献失载的重要遗址，但却可以在调查上得到发现，这也是在中国聚落考古的前景广大之处。考古学不是简单地印证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重写历史的。

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在鲁东南地区我们进行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覆盖面积如此之广？费曼教授就这个问题强调到我们调查的范围越大，所获得的信息就越多。在1995年，在调查工作开始之初，研究的兴趣主要是在龙山时代。因为在调查之前，山东大学和许多研究机构对尧王城、东海峪、两城镇、丹土等遗址做了发掘和研究工作，但是学界并不知道这些遗址是独立存在还是相互联系，是否属于一个共同体。大面积的调查让我们找到了答案，河头、两城镇、尧王城在区域内属于中心性遗址，围绕它们分布着大量次级中心和小型聚落。

调查工作也修正了我们之前的许多认识，例如在琅琊台一带调查发现早在龙山时期，这片区域就已经存在一定数量聚落。但是在龙山文化时期之后，琅琊台一带成为了边界地带；近几年团队在高密故献的发现可能标志着在西周时期鲁东南沿海地区与内陆关系更为紧密；此外，在调查之前，我们也许会认为在沿海地区人口数量会是最多的，因为在南方土地优良，适于耕种，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有着更好的耕地。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土地的质量并不是聚落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们调查的范围内，在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南部的人口较多，但是到了秦汉时期，北部成为了人口密集区。

第五个问题是，如何从调查数据中获取更多的有关古代社会的细节信息。费曼教授指出，通过调查，人们了解的关于鲁东南地区的信息远多于未经调查的区域。特别是可以了解一个遗址在一个区域内的位置，是中心聚落还是基层聚落。此外还可以结合一些科技考古的方法，例如成分分析、植物考古学、C14测年技术、土壤分析等，通过科技分析我们可以获取传统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所不能提供的细节信息。

最后一个问题围绕着考古学理论展开，费曼教授针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做了评述。他指出文化历史考古的研究范式不仅在中国考古学界，对全世界的考古研究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一研究范式肇始于19世纪，在那个时代，考古学家与地质学家、植物学家的联系十分紧密，考古学家们环游世界，他们希望能有一种方法来对他们的发现进行分类。瑞典的生物学界林奈所创建的林奈分类法为考古学家们分类和命名所发现的遗存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模型。此外，在19世纪进化论兴起，进化论的理论也受到了生物学的影响。到了20世纪学界开始反对进化论，文化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逐渐成为了主流，开始强调区域间的差异。文化历史主义的问题十分强调人群的边界，但是人群是开放的，人群流动与通婚是经常的事情，参考生物性的分类用物质性的组合对人群进行分类是不合理的。

方辉教授也向同学们指出，社会的演化与生物的演化是不同的，社会的进化更为复杂。社会的进化并非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文化史的研究受单线进化的影响，有些简单。文化史的研究在全球的考古学研究中是阶段性的，在进行社会演化的研究时，过程主义、聚落考古是更值得参考的方法与理论。

在座谈的末尾，方辉教授与费曼教授交流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即将在高密前冢子头遗址开展的发掘工作，费曼教授对此表示期待。座谈中，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王政良协助了访谈翻译。（撰稿：韩琇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