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山东大学环境与社会考古系列讲座邀请到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院Amy Bogaard教授为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师生带来题为“欧亚大陆西部的早期农业与平等或不平等”的线上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董豫教授主持。

讲座围绕着Bogaard教授提出的“农业是否加剧了不平等”这一问题展开，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驯化”概念的再思考

“驯化”(domestication)一词最早被19世纪50年代建立在巴黎和伦敦的一些驯化学会（the Societies of Acclimatization）使用，这些学会通过收集世界各地具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并使它们适应欧洲国家的环境，来实现对动物的统治。而由法国驯化学会（the French Society of Acclimatisation）的创始人Isidore Geoffroy Saint-Hilaire提出的著名驯化标准，即人为控制下的繁殖，更是直接借鉴了当时为驯化外来物种而组织的国际竞赛规则。驯化动物也成为了当时欧洲贵族彰显自己威望的游戏，“斑马拉车”就是欧洲贵族展现自己驯化成果的手段。在当时欧洲带有殖民色彩的文化背景下，“驯化”就意味着统治，也意味着人类有征服其他物种的无限可能性。因此，“驯化”这一概念也往往被认为与“不平等”有关。

图1 斑马拉车（Bogaardet al.2021）

早期的“驯化”不只与动物相关，早在17、18世纪，欧洲和亚洲的人们通过动植物的杂交以及相关的贸易活动，使得其养殖和栽培的品种得到了改善。因此，Bogaard教授指出，“‘驯化’的摇篮是欧洲的征服和进步”，因此，不能只把“驯化”简单地当作一个描述特定现象的术语，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它来自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

Amy认为，基于现有的实验证据，对于“驯化”这一概念的再思考，应该聚焦在以下几个关键点：

1.（动植物）形态变化的速度是多变的，其背后的动因也是复杂的；

2.驯化过程中动植物相互作用的纠缠；

3.合作的重要性（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不同物种之间）。

二、西亚早期农业的发展

Bogaard教授简单介绍了本次讲座所涉及的研究区域——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南部（the South Central Anatolia Plateau），其虽不属于新月沃地，但却是较早出现农业的地区之一。

Aşıklı Höyük

图2 Aşıklı Höyük遗址位置（Stineret al.2014）

Aşıklı Höyük遗址位于梅伦迪兹河（Melendiz River）河谷的冲积平原，其对于亚洲尤其是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该遗址的地层为当地早期农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时间序列，可以清楚地看到动植物管理的时间演变。

Aşıklı Höyük除了发现有大量的不具有自然脱粒性（non-shattering）的小麦，还有大量具有自然脱粒性（shattering）的小麦，而在9000BC-8000BC这1000年间，两种小麦共存，这也就完整地反映了该地区农业管理和驯化的缓慢进程（Ergunet al.2018）。

动物考古以及土壤微形态的研究确定了该遗址肉食组成的变化，从以小型动物为主转变为以山羊为主，并且还发现这些山羊多被饲养在聚落内部，这些证据反映了当时对于动物的管理和驯化（Stineret al.2014）。

图3 Aşıklı Höyük遗址动物遗存（Mary C. Stineret al.2014）

Amy认为除了关注特定物种形态及其生态位的变化以外，还应该注意到这一变化过程中动植物之间的互动，并且了解这一互动是如何进行的。

Çatalhöyük

图4 Çatalhöyük遗址位置（Ortonet al.2018）

Çatalhöyük位于土耳其中部的科尼亚平原上，包括东西两个土墩，东土墩年代在7100-5950 cal BC，西土墩年代在6000-5500 cal BC，本次报告的内容主要介绍东土墩的相关发现。

借助地学考古（geo-archaeology）和生物考古（bio-archaeology）的方法，证实了当地的环境和气候（网状河流、地下水位、旱涝季节等）为当地居民的农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山羊的养殖为当地作物种植提供了更优渥的条件（Ayalaetal. 2022），稳定同位素的结果除了进一步确定了山羊粪便对于作物生长的积极作用，还揭示出当地农业系统的灵活性（大麦相较于其他作物种植在更为干燥的地区）（Stroudet al.2021）。

图5 Çatalhöyük遗址植物碳氮稳定同位素值（Stroudet al.2021）

通过对该遗址发现的New Glume Wheat（简称：NGW，拉丁名：Triticumtimopheevii）进行几何形态学分析以及对小麦穗轴基盘的观察、统计，发现NGW有一个明显的驯化过程（Roushannafaset al.2022），同时，通过对比不同时间段发现的小麦遗存，发现该地早期以种植二粒小麦（Triticum dicoccoides）为主，而到了晚期则以种植NGW为主（Bogaardet al.2021）。Amy认为这一转变与NGW自身更易固定驯化性状（不脱粒性）有关，同时还指出驯化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图6 Çatalhöyük遗址NGW小麦几何形态分析（Timo =T. timopheevii是NGW的驯化形态, Tara =T. araraticum是NGW的野生祖本）（Roushannafaset al.2022）

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动植物之间的互动共同塑造了该地区的农业系统，除此之外，人类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分辨出自然生长和人类活动干预下生长的植物就变得至关重要。

现代农田实验显示，无论是无人照料的野生谷物还是人们耕种的谷物，在收获的时候都会带有共生的其他植物，也就是杂草（Weideet al. 2021）。而弄清楚两种生境下共生杂草的区别对于判定作物是否受过人类照顾（耕种）有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新建立的功能生态模型（the Functional Ecological Model），发现自PPNA到PPNB早期，西南亚地区并不存在整地行为，更多的是一种对于野生谷物的管理，而稍晚一些的遗址（9000BP-7000BP）存在着整地行为（Weideet al.2022）。但是栽培（cultivation）在10000BP-9000BP之间何时开始出现的，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答案。

三、农业的发展是否导致社会的不平等

为了探究驯化过程中选择机制问题，基于西亚目前的一些考古发现（建筑、植物等），Weide提出了驯化性状的固定始于私人农产品储藏设施出现的假说（Weide 2021）。该假说认为私人住所储藏设施的出现加速了人们对非脱粒性谷物的选择。

图7 PPN时期建筑发展、储存系统和不脱粒小穗的比例的相关性（Weide 2021）

该假说认为私人储藏和驯化存在着联系，那么个体权力追逐者（individuals aggrandizer，Hayden 1990）通过管理其他物种来为宴飨提供食物，以此来获得统治权力，是否只是迫于社会竞争或者基于统治他人的需要而进行的无意识的驯化（unconsciously enacting domestication）？

在Çatalhöyük遗址（ca. 6500BC）中并没有发现基于上述假说理应出现的不平等的现象，相反，此时期的人们可能有着相近的权力，同等地进行生产，而且，为了将社会不平等控制在较低水平，人们还会有意识的采取一些行动，比如，把储藏设施建立在隐蔽的位置，焚毁存有粮食、工具的房屋（Building52、Building77），Amy认为这些行为打断了社会不平等发展的进程。同时，Çatalhöyük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从较早的偏高到较晚阶段偏低的转变也是其有意将不平等控制在较低水平的表现（Bogaardet al.2019）。

图8欧亚大陆西部新石器时期遗址基尼系数（Bogaardet al.2019）

四、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平等与不平等

Bogaard教授认为，欧洲地区在驯化的物种、建筑形制等一些细节与西亚地区存在着差异，但总体的社会复杂化的模式、驯化物种之间的关系等大的方面两者是趋同的。总的来说，欧亚大陆西部的早期农业社会都属于平等社会，驯化物种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讲座最后Amy Bogaard教授耐心回答了大家的提问，董豫老师对此次讲座的内容做了简单总结，并对Amy Bogaard教授表示由衷感谢。

讲座涉及主要文献：

1. Ayala, G., Bogaard, A., Charles, M. & Wainwright, J.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actice in Neolithic Çatalhöyük, Turkey.World Archaeol,1–22 (2022), online.

2. Bogaard, A., Fochesato, M. & Bowles, S. The farming-inequality nexus: new insights from ancient Western Eurasia.Antiquity93, 1129–1143 (2019).

3. Bogaard, A.et al.Reconsidering domestication from a process archaeology perspective.World Archaeol53, 56–77 (2021).

4. Roushannafas, T., Bogaard, A. & Charles, M.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sheds new light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omestication status of ‘new glume wheat’ at Neolithic Çatalhöyük.J Archaeol Sci142, 105599 (2022).

5. Stiner, M. C.et al.A forager–herder trade-off, from broad-spectrum hunting to sheep management at Aşıklı Höyük, Turkey.Proc National Acad Sci111, 8404–8409 (2014).

6. Stroud, E., Bogaard, A. & Charles, M. A stable isotope and functional weed ecology investigation into Chalcolithic cultivation practices in Central Anatolia: Çatalhöyük, Çamlıbel Tarlası and Kuruçay.J Archaeol Sci Reports38, 103010 (2021).

7. Weide, A. Towards a Socio-Economic Model for Southwest Asian Cereal Domestication.Agronomy11, 2432 (2021).

8. Weide, A.et al.The Association of Arable Weeds with Modern Wild Cereal Habitats: Implications for Reconstructing the Origins of Plant Cultivation in the Levant.Environ Archaeol1–16 (2021), online.

9. Weide, A.et al.A new functional ecological model reveals the nature of early plant management in southwest Asia.Nat Plants8, 623–634 (2022).

【作者：褚黎明 审核：董豫 责任编辑：孙士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