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上午，山东大学长风论坛鳌山系列讲座（鳌山102期）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老师，为师生带来题为《互动与认同——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早期都邑文明间的互动、认同与传继》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陈雪香教授主持。

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都邑文明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被称为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作为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老师以陶寺文化为中心，从文明因素之“互动”、文化之“融合创新”、文脉之“赓续传承”等方面对四大都邑文明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用诸多考古成果综合阐释了四大都邑性遗址所处的区域文化与外来文明之间存在着互动、融合、创新、传承。

从遥感考古即宏观空间的角度来看，这四处遗址所在地都在山水之间，土地肥沃、水文适宜，自然环境相对封闭。高老师认为，早期国家最有可能在相对封闭的并阻碍人群向新区域扩散发展的小区域环境中产生。其原因很可能在于，一旦该区域环境优越，农业社会的经济就会迅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进一步促进政治权利机构和相关等级制度发展，并且使得其社会机构更加复杂与成熟。

文化互动是四、五千年前的“大时代主题”，这四个早期都邑文明之间都存在着同时或历时的文化互动。陶寺文化与石峁文化在版筑技术、瓮城形态、人牲祭祀、彩绘装饰等众多方面存在广泛互动交流，甚至在鳄鱼骨板、铜齿轮形器、口簧乐器等史前少见的器物上也有相似之处。陶寺文化中可以见到很多良渚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璧、琮、钺、蟾蜍等玉器，鸟纹、龙（蛇）纹、神人面等纹饰，以及镶嵌技术上。典型代表是陶寺遗址出土的1件具有良渚文化或者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的“风”字形玉钺。但陶寺早期的6座大墓中没有发现璧和琮，直到中期才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陶寺文化引进璧和琮时，良渚文化已经衰落，因此高老师认为这种文化交流并不是陶寺文化对良渚文化的“直接继承”，而是文明因素的影响。

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特点是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吸收，这种吸收大多都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和效仿复制，而是有所扬弃、融合创新。与良渚文化相比，陶寺文化中的玉钺增加了很多散孔，目的是提高华丽程度和仪式感；玉璧、玉琮的主要功能也不再是作为祭祀天地的法器，而更多的成为世俗意义上的装饰品。观象台遗迹是陶寺文化最大的创新，其中的系列观测技术是对前人长期观测到的太阳运转规律的融合创新。

纵观中华文明早期的演进，这些都邑文明都有着融合创新的特质，并能够将相对先进的文明因素传承发展。陶寺出土的兽形刻划纹是具有扁圆三角形头、臣字目、三趾、歧尾特点的动物形象。这种形象与仰韶时代的蟾蜍或蛙纹、新砦遗址的兽面纹、二里头时期的龙蛇或神面形象等都有相似之处和共同特征。城址内部视角下，四处都有意按照贵族区（“人方”）、平民与农业区（“农方”）、作坊区（“工方”）、祭祀区（“鬼神”）等不同功能进行分区，布局规划和方位选择理念类似，并能体现出传承发展的变化过程，尤其以城址核心的宫殿区为典型代表：良渚的宫殿区是城址的最核心区域，存在大型建筑或房址集中的“类宫殿区”，到了陶寺和石峁时期，宫殿区外出现了明显的城垣或围垣，进一步传承到二里头的宫城，再至偃师商城的宫城。这些共同特征之间无论是复制，还是效仿，甚至是追慕和传继的原因，但最终的结果是文化互动中对此类形象产生了大致认同，这也许反映的正是从“多元”走向“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

陶寺2022JXTIJ1出土兽形刻划纹

最后，高老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总结。“四大都邑”是支撑中华早期文明的四大“支点”，它们作为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不但反映了中华早期文明已有的“互动天下、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特质，还管窥了中华文明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的突出特性。

讲座最后，老师同学们积极发言，就“陶寺遗址玉钺开孔技术”和“陶寺遗址冲沟形成时期”等问题与高老师进行了讨论和互动交流。本次讲座内容深入浅出，为在座师生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启示，陈雪香老师做报告总结并代表全体与会师生向高老师的精彩演讲表示诚挚感谢。

【作者：文/王菲、蔡昊鸿 图/蔡昊鸿 审核：高江涛、陈雪香】